南戏，一种起源于宋代的戏曲艺术形式，亦被称作“南曲戏文”，主要流行于浙江的温州地区以及福建的泉州、福州一带。因此，这一戏剧样式也有别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关于南戏的具体形成年代，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依据明代学者祝允明在其著作《猥谈》中的记载，可以得知南戏诞生于北宋宣和年间之后，南宋南渡之时，称之为“温州杂剧”。另一方面，徐渭在《南词叙录》一书中提及，南戏始于宋光宗，以永嘉人所作的两部剧目《赵贞女》《王魁》为代表，而其渊源可能最早可以追溯到宣和年间，但真正盛行则是在南渡之后，此时它被命名为“永嘉杂剧”。这两个观点在时间上相差70余年。

一些学者提出一个折中的看法，认为祝允明所提到的“出于宣和之后”的“温州杂剧”可能是南戏的前身或源头，并推测从“温州杂剧”演变为成熟的南戏形式，需要历经一段发展期。基于这样的视角，徐渭所述之“始于宋光宗朝”的时期，可能标志着南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艺术形态。

温州等地区民间的“村坊小曲”，最初以歌舞小戏形式存在，这种艺术形式在结构上并不复杂，通常只包括三四个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的崛起及其对文化的需求，促进了南戏向城市的渗透与吸收。城市环境为南戏带来了显著的艺术提升，特别是受到宫廷音乐、宋代杂剧和宋词的影响。此外，元代南方经济繁荣导致北方人口的大量迁移，这进一步促进了南北艺术的交流与整合，南戏也借此吸收了北方杂剧中的艺术成果，从而丰富和提升了自身的艺术表现力，逐步达到了成熟阶段。

随着南戏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专门编写剧本的组织，这些组织为南戏班社提供了专业的剧本创作服务，极大地推动了其艺术发展。到了元末明初，南戏已在南方各大城市乃至北方的主要都市广泛传播，形成了诸如海盐、余姚、弋阳、昆山及闽南等多种地方声腔。南戏的结构相对自由灵活，可以根据故事的需要而调整长度，不受严格的音调规则约束。通常，一个南戏的第一出被称作“题目开场”，通过诗词或曲调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并概述故事情节。

在戏剧的序幕过后，从第二场开始进入正戏，其特色之一在于每场戏的结尾部分通常呈现一段由四句组成的七字诗句。这类诗句，称为下场诗，可以单独由一个角色吟诵，亦或者由多个角色分别或合作完成。北方的杂剧表演形式中，仅有主角能够独唱，而南方戏剧则允许多种角色皆有歌唱的机会。南戏不仅允许角色之间的对唱、群唱，更通过歌唱、念白等综合运用，展现了南戏的独特风格和明显优势。

在音乐上，南戏采用了南曲，这种曲调用引子、过曲和尾声三部分构成，其旋律深受南方方言声调影响，具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北方杂剧对南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南戏融入了北曲的一些豪放元素，并结合了自身的柔美流畅，形成了独特的综合美学效果，尽管仍然以南曲为基调。

至于角色分配，南戏的角色体系包括生、旦、净、末、丑、外以及贴七种类型。其中，生角和旦角通常担任主要角色，扮演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净、末和丑三个角色性质相近，经常扮演滑稽插科打诨的角色；而外和末则饰演年长的男性或女性；所谓的贴，即贴旦，负责塑造剧中较为次要的女性角色。

南戏作为古代戏剧文学的一个流派，其创作团体主要构成于社会底层，这一阶层的剧作家通常在作品中揭露和批判社会的不公与黑暗面，同时表达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封建制度和压迫的强烈反抗。例如，《王魁》，《赵贞女蔡二郎》，《三负心陈叔文》以及《李勉负心》等剧目，均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士大夫的忘恩负义，最终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以此展现人民对正义的渴望以及对邪恶的憎恶。

南戏剧本也展现了青年男女对于情感自由的强烈追求。诸如《司马相如题桥记》，《祝英台》和《崔莺莺西厢记》等剧本，通过描绘男女主角勇敢突破封建礼教的限制，无畏追逐真爱，从而反映了在当时封建社会中，青年一代对于婚姻自由权利的坚持和要求。这种表现形式，不仅彰显了人性对于自由与爱情的向往，也折射出社会对于传统束缚的反思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