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知名戏剧空间蓬蒿剧场创始人王翔名誉权侵权案终审败诉，法院驳回了王翔的全部诉讼请求。这是一起因被曝性骚扰引发的案件，因此格外引发关注。

就在两年前，时年68岁的王翔被曝出在工作过程中性骚扰大量女性，戏剧圈震动。

第一条曝光消息是中央戏剧学院学生蓝莓发布的，2022年5月，她在朋友圈称“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将蓬蒿剧场王翔对自己性骚扰的事情说出来”。

据她披露，2021年认识王翔后，对方邀她看戏、参加他的朋友圈朗读会，王翔会谈所谓“生命美学”，“生殖器不动也能达到高潮”等语言令她不适。吃饭时，对方说“希望给我一个吻”。网上聊天时，对方发来“极其暧昧的文字”。

王翔与蓝莓的聊天记录，对方邀她看戏

自述发出后，更多受害者站了出来，其描述的被性骚扰过程有很多的类似之处。一些戏剧从业者公开声援，称目睹过骚扰的发生。而后，这遭到了王翔的起诉。

王翔一口气起诉了披露、转发和评论相关信息的12人，6男6女，认为他们的言论侵犯了他的名誉。

法院终审认为，被告人的发言、转发和评论行为基于一定的事实依据，并且王翔作为公众人物，应当对监督有一定的容忍度。

王翔败诉了，这被看作类似案中“一次罕见的胜利”。

它当然有个案的特殊性，但也显示了法律在性别平等和反性骚扰方面的进步。

此案可能为类似案件提供一定的博弈空间，显示出法院在审理涉及性骚扰的名誉侵权案件时，可能更加注重对受害者的保护，而不是仅仅侧重于被告的名誉权。

性骚扰，一般是指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情、动作、图文或其他任何方式涉性，使受害人产生不适。通俗地说，就是行为人的言行涉及到下半身了，还让受害人反感了。

在王翔案中，这体现为“多次拥抱”“给我一个吻”“生殖器不动也能达到高潮”“贴贴小腹”等等涉性言行。

王翔案中，根据账号“戏剧是自由的bot”整理，先后有15位女性站出来，说自己曾被王翔性骚扰，时间跨度从2004年到2022年。

账号“戏剧是自由的bot”整理了被王翔性骚扰的受害者时间线 / 图源：@戏剧是自由的bot

据媒体报道，受害人们还发现，她们经历的一些情节极为类似，“总是邀请她们去家里看那部《哥本哈根》录像带，总是去爬香山，总是给对方点一杯卡布奇诺，总是以爱和艺术的名义拥抱和亲吻对方，称对方为真善美女神，问对方能不能做自己的妻子、妈妈”。

在成年人之间，是否可以有性意味的交谈或者行为？当然可以，只要当事人同意，法律一般不会插手。

但假如其中一方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可以为受害人提供民事救济、行政保护。对于侵权者，可以要求其承担身体伤害的赔偿，也可以要求精神赔偿，更严重的行为甚至可以构成刑事犯罪。

但是，在性骚扰案件中，证据往往难以获取。性骚扰行为因本身的隐蔽性、突发性使得案件很难留存证据，而有的受害人也缺乏案发后的证据收集意识，比如将对方发送的骚扰文字、图片删除，使得骚扰行为存在的证明都无法完成。

此外，性骚扰行为往往发生在私密环境中，没有监控，也缺乏第三方见证，这增加了举证的难度。

而性骚扰事件受害者自身存在道德压力，她们为避免尴尬与性羞辱而不敢对质；尤其在职场，受害者对面权力更高、资源更多的一方的性骚扰行为时，通常没有对此行为明确翻脸，导致受害者是否“反感”的主观意愿难以认定。

蓬蒿剧场的外墙被喷上性骚扰三个字 / 图源：北京蓬蒿剧场

在一些被支持的性骚扰侵权案件中，法院多从事前双方的关系、事中行为发生的背景、事后原告的反应来推测，被告的行为是否明显违背原告的意愿。

这加剧了当事人证明的难度，也隐形地要求一个完美的被害人，你最好是冷若冰霜的、你最好是道德无瑕的、你必须当场说不、你必须立刻翻脸报案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性骚扰案件证明困境的体现。

所以很多女孩沉默了，选择了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这种说不清楚的恶劣情绪、自我质疑、肮脏感、不信任感，会长久尾随。

在王翔性骚扰事件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有一位声称自己2009年被骚扰过的女性，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发生的一切——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她还记得如此清楚，这就说明，伤害是持久的、隐秘的。

所以，请不要在女孩讲述性骚扰的时候，再说“没多大点事”这样的话了，不是你亲身经历的伤，你不知道有多痛。

被曝性骚扰，就是王翔名誉案的起因。一个女孩公开讲述了一段往事，涉及到王翔其人其事，其他人基于正义感转发了，这种公开表达就会使得被指控方的名誉减损。

在王翔的名誉权侵权案中，他要求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60万。他否认自己实施过这样的行为，还发文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时，证明责任转移到曝光者的身上。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王翔名誉权侵权案的通知书 / 图源：北京蓬蒿剧场

她能证明这事真的发生过吗？问题又回到性骚扰，如前文所说，这种行为往往涉及私密和敏感的个人经历，事情过去了那么久，当时有证据吗？证据确实充分吗？

根据以往的判例，由于性骚扰行为的特殊性，搜集到司法机关认可的证据很难，此时根据举证责任的规定，如果被告无法证明相关事实为真，就需要承担不利后果。

据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中心发布的《防治性骚扰法律与司法审判案例研究报告（2019-2021）》，在34个月内公布的、以性骚扰作为主要诉讼事实的110份案件中，涉名誉权纠纷的有33起，其中被指控性骚扰者胜诉率高达69.7%。这个数据令人惊讶，这也是本案被称为“罕见的胜利”的原因。

司法实践中，性骚扰太难证立，证立不了就可能构成不实，不实就意味着构成对他人名誉的侵犯。这就意味着遭受侵害的女孩不仅等不到道歉，反而还要向行凶者道歉。

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法庭认为受害人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

与此前许多事件不同，王翔性骚扰事件不仅受害者众多、愿意作证，且有多位蓬蒿内部人士站出来讲述，有很多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证明他经常“耍流氓”“爱开黄色玩笑”。

而那位率先曝光王翔性骚扰的女孩，还勇敢地报了案。虽然是在案发之后很久，但报案本身就是一种证据策略。

本案判决认为，王翔名誉权案的重点不是去判断行为的性质，而是判断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行为。如果存在这种行为，那么对这个行为的描述和评价就不构成“侵犯名誉权”。

当然，法官也表示，此次名誉侵权不成立，跟她们的言论频次、强度及目的都有关系。

王翔 / 图源：@王翔蓬蒿

“对伤害说不”当然是受害人的权利，但如果涉及到网络曝光，就可能就会造成网络上对他人的公开处刑，这个人可能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网络举报，要慎之又慎。媒体报道提到，法官建议各位被告审慎处理，“以免再次成讼”，这个劝告应当也是出于上述考量。

当然，这是一场难得的胜利，被诉的12个人有个小群，叫“正义站在被告席”。这个群名意味深长，他们的坚持、合作以及极强的证据意识使得受害方能够获得一个接近公正的结果。

在判决中，法院特别提到，王翔作为公众人物，对于他人的批评指责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公众人物”一词，主要出现在名誉权纠纷中。因为公众人物享受较多的公众关注及相关利益，所以在判断他人言论是否侵犯其名誉权的尺度时，需宽于普通人。

这也是本案中法院没有支持王翔诉讼请求的重要原因。

早在2002年，范志毅诉上海《东方体育日报》一案中，法院认为，范志毅是公众人物，即便媒体的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他应当容忍这些可能的轻微损害。

也就是说，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一般公民的名誉权问题不能够适用同样的标准，更需要考虑公众利益，允许公众知情、讨论和监督。

与此同时，作为公众人物，如目前的大V、明星、网红等，还要对自己的言行具备更高的注意义务，你动动指头转发评论，就跟路人转发评论的效果完全不同，可能会造成连锁反应。

这就是名声的代价。你需要更能容忍，你还需要更加谨慎。当然，对待公众人物，也并非毫无保护。对于公开发布的未经证实且对人格带有负面指向的言论，超出了舆论监督的范畴，直指人格尊严，就会构成对名人名誉的侵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本案中的王翔是一个北京知名剧场的创始人，也算个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法院在考虑他的名誉权保护问题时，充分考量了他与曝光者的身份和地位差异，认为对他的过度保护，可能会损害到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这表明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愿意给予受害者更多的支持和信任。这也可能为其他受害者提供了更多的信心，鼓励他们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此案胜诉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一种支持，也是对现行法律体系的一种挑战和反思。它提示我们，世界不会总是以前的样子，它每天都在向着两性更平等、更坦荡的方向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