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编年地图里的诗词奥妙与文旅路线
文｜王兆鹏
续（一）
二. 李、杜、苏、辛到过哪些地方？
下面我们利用地图，看看李、杜、苏、辛四大诗人，一辈子到过哪些地方？
首先说李白。我在他一生的轨迹中先截取一个点，看看他是什么时候来到黄鹤楼、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的第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什么是“故人”？为什么李白称孟浩然为“故人”？看了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可能会明白一些。李白是四川人。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他出生在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克，小时候跟着父母回到四川，年轻时基本上是在江油、成都、乐山一带活动。24岁辞亲远游出蜀，沿长江东下，经重庆，过奉节，出三峡，至宜昌，然后到荆州江陵，再下洞庭湖，途经武汉，由九江，过天门山，最后到达扬州。唐代的扬州，是一线大城市，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就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市，推扬州第一，益州（现在的成都）第二。李白出蜀之前，游过成都，如今出蜀，又漫游了扬州。两个繁华的都市，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心胸。李白性格浪漫，生性好自由。游玩了扬州，又去吴越、浙东游览一番，目睹了吴姬越女的美丽，诗情荡漾，写出了不少自己满意的诗作。诗好不好，不由诗人自己说了算，要别人说好才算好，特别是名流大咖说好才算好，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被广泛传播。于是，他想着应该要去拜访一下诗坛大咖，让他肯定推扬自己的诗才诗作，以便获得诗坛的“投名状”。李白年青时，诗坛大咖是谁呢？最有名的要算湖北襄阳人孟浩然。李白有诗为证：“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位“孟夫子”，就是孟浩然。李白在吴越玩够了，于是从扬州西上，到襄阳去拜访孟浩然。我们团队曾经把唐宋文学编年系地数据集成之后做过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盛唐时代襄阳是热点城市，很多人到襄阳，都与孟浩然有交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去“朝圣”，拜访诗坛大佬孟浩然。那时候孟浩然在诗坛上的威望非常高，年龄比李白、王维大，成名也比他们早。孟浩然生于公元689年，李白、王维生于公元701年，孟浩然比他俩大12岁，正好大一轮，都属牛。在襄阳，李白拜见了孟浩然。李白应该写有诗作记录两人见面的场景，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孟浩然告诉李白，来年去扬州，李白则承诺，明年一定在鄂州（今天的武汉）为他送行。
图2 李白行踪图
李白离开襄阳后，到湖北安陆，娶了一位退休宰相的孙女，安下家来，一住就是十年。李白做了安陆的女婿，成了咱们湖北人的姑爷，让我们有缘分享他在诗史上的荣光。
我们再回到《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上来。这首诗写于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李白时年28岁，古人习惯算虚岁。为什么诗歌开篇李白称孟浩然是“故人”呢？故人是老朋友的意思，除了老朋友这层意思外，还有一层含意，就是讲信誉的朋友。“故人”两个字，来自孟浩然的名诗《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李白有意用孟浩然的诗句来为他送行，既表示尊重，也表明两人情谊的深厚。两人都是信守诺言之人，去年相约，今年如约来到黄鹤楼相会相送。古代的交通和通信不像当今这么发达方便。头年相约，来年践约，表明两人关系、感情非同一般。这“故人”两个字，用了“范张鸡黍”的典故。“范张鸡黍”故事，出自谢承《后汉书》。故事说，东汉时，山东金乡有位名士叫范式，他有位好友叫张劭，是河南汝州人。两人春天在洛阳见面后，范式与张劭相约，两年后的重阳节，到汝州张劭家，拜见他的父母。那时候可没有微信、没有电话。两年之后的重阳节，张劭一大早起来，杀鸡煲鸡汤，蒸上黍米饭。他的父母问，今天为啥这么隆重，又是煲鸡汤，又是蒸黍米饭？张劭回答说，两年前和故人范式约好，他今天要来看望您二老。父母不相信，说金乡离我们汝州上千里，哪会说来就来。话音刚落，范式如约来到家门口。这就是著名的范张鸡黍故事，后来元代杂剧家宫天挺把它编成戏曲上演。
孟浩然《过故人庄》的“故人具鸡黍”，很贴切地用了范张鸡黍的典故。李白的“故人”，又暗用这个典故，意思是说他跟孟浩然是信守诺言的好朋友。好友离开黄鹤楼，要远游扬州，不免让人伤感。古人送别，是伤心事。今天交通发达，通信方便，离别已经不是个事儿。但送别在古代，可是难以承受之痛，因为离别之后，是长久的担心挂念。古人甚至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离别。屈原就说：“乐莫乐兮心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意思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有位心心相印的知己；人生最大的悲伤，莫过于活活地离别。李商隐也有诗说：“人世死前唯有别。”人死之前最大的痛苦就是离别。柳永《雨霖铃》也感叹“自古多情伤离别”。离别诗的情感基调都是低沉感伤。李白时逢盛唐盛世，又青春意气，豪情满怀，所以他与故人孟浩然的离别，没有常态化的感伤，而充溢着浪漫与憧憬。春天本是让人伤感的季节，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而在李白的心目中，阳春三月，百草丰茂，百花盛开，处处生机勃发，在黄鹤楼相送故人东下去令人艳羡的扬州，心头没有丝毫感伤，有的是知己重逢的欣慰和对故人“下扬州”的歆羡。
送别诗的基本模式是，先写送别场景，再写别后思念。别后思念，有明写与暗写等形态。李白《赠汪伦》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是明写直写，让人一看就明白。李白这回是送诗坛大佬孟浩然，作为文艺青年的他，正是在诗坛大咖面前展示自己诗才的绝佳机会。于是他打破写别后思念的情感模式，续写送别场景，而以景写情，景中含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写李白跟孟浩然两人携手从黄鹤楼下来，同行到江边，李白热情地扶着孟浩然登上小船，孟浩然站在船头，向李白挥手说：“太白，回去吧，别送了。”李白站在岸边，挥手说：“浩然哥，路上多加小心。到了扬州，写首诗来报平安。”孟浩然的船渐行渐远，而李白始终站在岸边，目送着孟浩然的船远去，直到船的影子慢慢在远江碧空中消失。“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尽”，表面上是表现船到尽头的结果，其实表现的渐行渐远最后到尽头的过程。船行的空间变化，实际包含着时间的延续。船从黄鹤楼下沿江东行，到孤帆远影碧空尽，起码要一两个时辰。在这两个时辰里，李白始终站在江边，目送孟浩然远去，其恋恋不舍之情，自在言外。“惟见长江天际流”，表现出了长江的浩瀚、空间的寥阔。长江流淌的不止是江水，还有他李白的相思、关爱、眷念。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全诗看起来全部是写景，没有一字写情，其实字字含情。
我们再来看杜甫。杜甫一辈子走过哪些地方呢？他的人生轨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生在河南巩县。唐代两位大诗人跟咱们湖北都有密切的关系。诗仙李白是湖北的女婿，诗圣杜甫是湖北襄阳人的后裔。杜甫的爷爷是著名诗人杜审言，杜审言的爷爷是正宗的襄阳人，杜甫可说是湖北人的后代。杜甫早年主要在河南、河北一带活动，到过山东，然后漫游吴越。早年的杜甫，无异于流浪汉，四处漂泊，连饭也吃不饱。他在长安京漂时，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他的经历遭遇和性格，跟李白完全不一样，一个极端富有，一个十分贫穷；一个性格外向，一个性格内敛。同样是写愁苦，李白是往大里夸张，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杜甫却是往小里说：“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李白和杜甫，虽然性格命运完全不同，但他们从不同的路向上创造了伟大的诗篇。杜甫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只做过小官。安史之乱后，他从陕西经甘肃到成都，在浣花溪畔建了草堂，过了一两年相对安逸的日子。最后他离开四川，沿长江东下，来到湖北和湖南。杜甫的足迹没有到过咱们武汉，只在松滋、公安、江陵、石首一带漂泊。后来渡过洞庭湖南下，流浪于衡山、耒阳之间。公元770年，59岁的杜甫，贫病交加，在耒阳耒水的破船里去世。去世时，他的诗名不显，中唐以后才被人发现。大诗人元稹为他写了墓志铭，给他集大成的评价；韩愈也称“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到了宋代，杜甫才被尊奉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图3 杜甫行踪图
下面我们讲讲他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中学课本里入选了，比较容易懂。这首诗被认为是杜甫平生第一首快诗、快乐的诗。杜甫诗大多充满着压抑、充满着眼泪，只有这一首情绪高昂兴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流寓四川三台时写的。公元763年，从剑门关外传来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喜讯。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终于被平灭，我们体会一下，杜甫接到安史之乱被平定时的那种喜悦心情。他长年流浪在外，回不了家，突然接到喜讯说安史叛乱平定了，战争结束了，可以回家了，老杜那个激动啊，止不出泪流满面，衣服都被幸福的泪水打湿。回头看妻子儿女，个个都满脸笑容，激动得不得了。可以想像，幸许老杜抱着老妻和儿女一起高歌庆祝呢。激动之馀，杜甫吩咐老妻，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回河南老家。“白日放歌须纵酒”，写忧伤压抑太久了，老杜吩咐老妻，把家中的存酒拿出来，今天一醉方休，庆祝抗战的胜利。趁着大好春光，尽快回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句诗用了四个地名，前人都赞美地名用得好，表达流利。这两句诗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也模模糊糊，懵懵懂懂。原来是杜甫准备回家了，嘱咐儿子把地图找出来，做回乡行程的攻略。父子几个对着地图，一起商量，最终确定了回家路线：先沿涪江南下，由三台经射洪、遂宁、合川到达重庆，然后“从巴峡穿巫峡”，出长江三峡，到湖北荆州登陆，过荆门到襄阳，再“下襄阳向洛阳”，最终回到洛阳的家。这是杜甫父子规划的回家路线。“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句，含有行程路线地图。咱们中国的地图，历史悠久，唐代就有交通图了。只可惜，唐代地图长的啥模样，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了。
我们再来看看苏轼。苏轼天生奔波的命，他走的地方比李白要多得多。他是唐宋时期走过地方最多的诗人。他的行迹图显示，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他走过了中国197个县市。
图4 苏轼行踪图
苏轼早年在家乡，考中进士后在陕西凤翔府做了几年官，然后到京城开封。因为父母去世，守孝了几年后，又从京城开封到杭州做通判。通判是州府的二把手，杭州通判，相当于现在的杭州市委副书记。杭州通判之后，北上山东密州做知州，在那里写了几首很有名的词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还写有《江城子·记梦》，怀念去世十年的原配妻子王弗。上片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北宋时代最有名的悼亡词。密州任满后，移任徐州知州。在徐州遇到大洪水，他镇定指挥，取得抗击黄河洪水泛滥的胜利。为纪念抗洪的胜利，他主持修建了黄楼，发动门生弟子写《黄楼赋》，形成一次专题创作运动。苏轼亲笔书写了弟弟苏辙创作的《黄楼赋》，刻于石碑，后来成为书法名篇。离开徐州后，苏轼到湖州任知州，酿成乌台诗案。在牢里受过酷刑、死里逃生的苏轼，出狱后贬到湖北黄州。苏轼在黄州，呆了五年，成就了他创作的第一座高峰。离开黄州后，到了登州任知州，登州是现在的烟台市蓬莱。不久，苏轼到京城做翰林学士。苏轼最得意的时候，一年连升八级，别人要奋斗二十多年才能达到的官阶，他一年就跨越达到。倒霉的时候，连降多级，去世时，只是个七品芝麻官。
苏轼一生大起大落，但能坦然面对。他在黄州写的《定风波》词，最能体现他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到黄州的第三年，写下这首词。词人写词，用什么词调，是有讲究的、精心选择的。苏轼用《定风波》调来写当时的心情，词调名就带有一定的寓意。《定风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世事风波的坦然，内心的风波已平静。苏轼原来是政坛新星，文坛领袖，万人景仰，一夜之间，贬到黄州，成为阶下囚、流放犯，政治境遇和生活状况一落千丈，心情的糟糕可想而知。苏轼平生爱热闹、爱交朋友。到黄州之初，因为是政治犯，没人敢跟他来往。他的生活陷入困境，精神上也是极度孤独。寂寞得不行，他就到长江边上去打水漂。有时在路上遇到村民，就拉着他们讲故事。村民说，我不会讲故事。苏轼说，随便讲，我给你讲三个故事，你给我讲一个，神鬼故事随便编。在黄州呆了三年以后，苏轼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朋友给他一块地耕种，取名东坡。他的东坡之号，就是从这块耕地来的。种了地，有了粮食，一家人吃饱不成问题；又建了房子，取名雪堂。家人的饱暖都有了保障，心情也就好多了，人生态度变得更加通达洒脱。诗人苏轼，逐渐转化为哲人苏轼、智者苏轼。
他早年在密州时写的《水调歌头》说过：“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月亮总是阴晴圆缺，周而复始，这是正常的自然规律。人生有快乐得意，也会有挫折坎坷。得意和失意、顺境和逆境、高峰和低谷，都是人生必经的一种状态，就像月亮有圆有缺一样。月亮圆了，人们不会特别兴奋；月亮缺了，人也不会特别难过。人生的悲欢离合也一样，总是周而复始。今天受到挫折，人生处在低谷时期，但明天或是后天、反正总有一天会走出低谷。苏轼把人生看透了、想通了，原来人生是一过程，在过程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磨难，人应该坦然面对每个过程的人生样态。
苏轼心中的“风波”平定了、心理安然了。三月七日，他外出买田，行至沙湖道中，遇到一场阵雨，心有感悟，于是写下这首《定风波》。有钱买田，可见这个时候，苏轼的生活条件大有改善，也可见他准备长期在黄州生活下去。前面说杜甫“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为什么不回家乡巩县而要回洛阳呢，因为洛阳有他购置的田产房产，可惜后来没能回到洛阳。苏轼不确定未来能不能离开黄州，所以他就在黄州置业，准备买些田产，让生活更有保障。买田回来的路上遇到阵雨，而雨具被先行拿走，表明本来是下雨天，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到了中午，一直没下雨，斗笠蓑衣等雨具被带走，突然下雨，同行伙伴都很狼狈，四处逃避躲雨。而苏轼“独不觉”，从容淡定，坦然面对。下雨有啥可怕可逃的，再大的雨也有天晴的时候。果然，一会儿天就转晴了。苏轼最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感、发现诗意，感悟人生。一场雨，让他领悟到人生的变化。
“莫听穿林打叶声”，写不怕刮风下雨。但直说刮风下雨，只是说了一个事实，而“穿林打叶”，就特别形象生动。“穿林”，有动作感，还有空间感、场面感，写出人是在树木里遇到下雨。“打叶声”，表现出了雨点的力度、雨点的声响。诗词，目的不是陈述事实，最高的境界是用细节描绘出场景、画面。“穿林打叶声”，就写出了场景感、画面感和声响感。“莫听”，又表现出词人面对大雨突降时从容坦然的气度。“何妨吟啸且徐行”，写遇到大雨也没关系，慢慢走就好，怕什么？逃什么？“徐行”，就是慢慢行走的意思。什么叫“吟啸”？啸是魏晋时流行的一种撮口吹哨的口技。当年名士谢安，喜欢吹口哨。因为他是名人大咖，一举一动，都被人模仿，于是社会上流行吹口哨，而且被视为一种潇洒的举止。“吟啸”，往往表现为一种潇洒从容的生活态度。“吟啸”，也是一个典故。《晋书》里记载，有次谢安跟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等人乘船到海里游玩，突然遇到一阵台风，一会儿把小船推向浪尖，一会儿跌入浪底，王羲之等人吓得要死，嚷嚷着要赶快回去。而谢安吟啸自若，从容地吹着口哨。苏轼暗用这个典故，意思是说当年谢安在大风大浪中都不怕，咱们遇着这场雨有什么可怕的？要从容坦然地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生的风雨，何况“竹杖芒鞋轻胜马”，穿着草鞋，拄着拐棍，比骑马还轻便，慢慢走，没关系。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轼大彻大悟后的人生宣言。我有了一件蓑衣、一顶斗笠，下什么雨我都不怕。其实这是心灵的蓑衣，任凭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这里的“烟雨”，不仅仅指自然界的风雨，也包含人生的风雨。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死里逃生，贬到黄州，跌入人生的谷底，不也都挺过来了。经历了磨难忧患，苏轼的思想更加成熟，性格变得更加坚强坚韧。苦难来临、意外来临，他都能够坦然从容地面对。有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他后来贬到惠州、儋州，就没那么痛苦难受了。他晚年贬到海南，把海南当做自己心灵的故乡，把自己当作黎族人。他想着自己本来就是黎族人，不过是到中原去走了一圈，在杭州、汴京等地做了几任官，现在回到故乡。这么一想，就坦然了，心理踏实了，没有了失落感，没有了被抛弃感。后来遇赦离开海南，他有诗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一次海南游太绝妙了，虽然九死一生，但一点都不遗憾。把贬谪岭外，视为难得的旅游，苏轼就是这样特别想得开！人生是痛苦还是幸福，在乎一念之间。今天大家到这里来听课，可以体会到这是一种幸福快乐，因为你的生活无忧无虑，你有时间闲暇坐在这里听我讲课。但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痛苦、一种折磨。规规矩矩坐在这里，听我说一些没用的东西。心灵快不快乐，有时跟物质生活、社会地位没有必然联系，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关联。我们的生存没有保障的时候，很难快乐。其实遇到生存困境的时候，也还可以苦中作乐。快乐，首先是一种心灵感受。我们从古典诗词里获得的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也可以从中获得人生智慧的启迪。人生难免挫折坎坷，苏轼告诉我们，在遇到挫折坎坷的时候，不要消沉，不要失落，要对未来充满乐观的信念。
“料峭春风吹酒醒”,因为三月还是春天，下雨淋湿衣服，春风一起，寒风吹到身上，不免感到冷飕飕的。不过，没关系，“山头斜照却相迎”，西边的太阳出来，照到身上暖洋洋的。这既是写天气雨晴的变化，也是点明照应题序的“已而遂晴”。“回首向来萧瑟处”，写回头看看穿林打叶的地方，“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切归于平静。风没有了，雨也没有了，晴不晴也都不重要了。你看透了人生社会自然，阴晴风雨都一视同仁，无动于心，也就无所谓风雨无所谓天晴，无所谓悲欢离合了。
下面再讲一下辛弃疾。跟苏轼相比，辛弃疾的人生历程比较简单。他出生在山东济南，那时候是金人占领区。站在南宋的立场，他是生活在敌占区。年轻的时候，祖父时常带他去侦察地形，期待有朝一日回到南宋，能带兵回到中原收复失地。二十三岁，他投奔南宋，先在江苏江阴、南京一带和临安杭州做官。他三十六、七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175—1176年，湖北发生茶商叛乱，茶商的领头人叫赖文政。南宋朝廷，为了防止茶叶走私，实行茶叶专卖政策。茶商卖茶叶，先要高价向当地政府买茶叶许可证。茶商觉得无利可图，就不买政府的茶叶专卖证，直接到茶场茶农收购茶叶。政府收不到茶税，就严加管控。茶商的生计受到影响，就铤而走险，武装反抗朝廷，从湖南常德一路打到江西，开始朝廷没把这400多人的武装叛乱当回事，可是官军了打几个月都没打赢。把在鄂州（今湖北武汉）的正规军派去平乱，结果一万多人军队有一半人跑回了家，叛乱队伍日益扩大。后来朝廷派辛弃疾到江西赣州任江西提刑，负责镇压这次叛乱。辛弃疾去后，用了三招，很快就平定了茶商叛乱，赢得了宋孝宗的好感和信任，将辛弃疾调到湖北襄阳任京西转运判官。辛弃疾平叛有功，依然任文职，略感失望，所以在离开赣州赴任湖北襄阳途中，写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忧怨和感伤：“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这“行人泪”，不难理解。“行人”，就是游客、漂泊者、流浪者，辛弃疾从北方来到南方，也可以说是游子、行人。“多少行人泪”，是说好多行人经过赣江都伤心流泪。为什么好多行人过赣江都流泪呢？我以前不大能理解。后来我跟师兄肖鹏到赣江实地考察，才知道赣州到万安段，也就是辛弃疾离赣州沿赣江北上的一段有十八滩，行程很是艰难。十八滩湾多曲折，怪石林立，涨水季节，大水淹没水中林立的怪石，行船时不小心撞上去，就会船毁人亡。文天祥《过零丁洋》诗里“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惶恐滩，就是十八滩的最后一滩，也是最难走的一滩。十八滩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赣江万安段已建为万安水库，水深30米，原来的江滩都被淹没。惶恐滩在万安水库大坝底下，为了修大坝，惶恐滩的怪石全被炸毁，不复当年的恐怖景象。
到湖北襄阳不久，辛弃疾就调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后来又分别到湖南长沙、江西南昌，任湖南安抚使和江西安抚使。南宋本来就只有半壁江山，辛弃疾的足迹只到过江浙、两湖、安徽、福建，没有到过岭外的广东、广西。
图5 辛弃疾行踪图
（未完待续……）
王兆鹏 湖北鄂州人，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湖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现为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中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唐宋词史论》《词学史料学》等词学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0馀篇。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和《汉魏六朝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建设》，主持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颇有社会影响。
编辑/章雪芳 审核/小楼听雨 校对/冯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