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为什么容易走到邪路上去？就像建国前后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张东荪，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本对他寄予厚望，并且准备在新政府中拿出高位对他虚位以待。可结果呢？他竟然匪夷所思地走到邪路上去，被坐实了“叛国罪”！
新中国成立
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1月，张东荪总体上走的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倾向于中共”的道路。但为什么1949年1月他去西柏坡见过了毛主席之后，就开始慢慢走到最终叛国的邪路上去呢？这事说来话长，还是要先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说起。那时，中国各中间党派代表人物就常与美国驻昆明、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的外交官进行广泛接触。
特别是1946年马歇尔代表美国总统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却仍然无法阻止国共两党冲突加剧后，美国当局就更加重视第三方力量，也就促使第三方力量与美国的接触变得更加频繁和密切。比如张东荪所在的民盟一面积极响应中共号召，集体北上筹备召开新政协；一面和美国人继续保持着密切而频繁的接触，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张东荪。
最早是1946年底至1947年初时，张东荪担任民盟秘书主任，常往返于京沪宁三地，开始与美国外交官有了接触。只不过，那时他对美国在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上是持批评和不满的意见的。1947年1月，国共和谈破裂，张东荪在与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创办人及前校长司徒雷登接触时，张东荪甚至要他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以促使国共恢复和谈。
但此后，张东荪与美国人的接触少得可怜，张东荪在美国人心中也没有什么印象。直到1949年1月，张东荪已经回北平做了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也才刚刚注意到了张东荪这一号人物。但几个月后，张东荪就想要出面来做美国人的工作，并且致信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的司徒雷登。
张东荪为什么有这一奇怪而反常的举动？是因为他发现中共4月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居然没有撤离，由此他迅速联想到，这是因为美国当局有意想要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反映。以前，张东荪不满美国当局护着国民党并导致国共内战；现在，张东荪却担心中共和苏联走得太近，因而希望美国抛弃蒋介石，转而与中共联系并对中国施加影响。
但问题是，怎样能让美国当局相信自己的诚意？张东荪首先想到的就是司徒雷登，他也认为自己深谙如何取信于一贯怀疑中共的美国当局。张东荪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在表达对中共失望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他能经常见到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的特权。司徒雷登接到此信后，立即要柯乐博去找张东荪，并要求张来南京，好让他取得张所掌握的资料，带回美国。
司徒雷登笃定地认为，张是民盟的负责人之一，又可以直接面见周恩来，足见他受中共的高度重视。所以，他提供的资料对美国当局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必然作用重大。随后，柯乐博担当起了张东荪与司徒雷登之间传递信息的工作。张东荪这次主动联系美国人的目的是，希望美国当局不要放弃争取和影响中共的努力，他认为中共有可能向美国当局希望的方向转变。
当时美国有的外交官认为新中国有可能走铁托式的道路，就是与苏联破裂，转而接受英美援助，而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张东荪提供的分析意见的支持。张东荪在此期间仍然坚信，中共最后一定会接受美国援助的。其实，周恩来在平津讲演时曾态度鲜明地说明，中共决不会走南斯拉夫铁托主义的路线，但张东荪仍向美国传达了他所理解的相反的信息。
张东荪
就连司徒雷登也受到张东荪的影响，认为确实存在争取中共转而倾向美国的可能，还不惜通过负责中共南京外事工作的前燕京大学学生黄华与中共保持接触，并试图传达美国当局希望中共脱离苏联阵营的要求与想法。他甚至表示，想要在回美国之前前往北平面见周恩来。对此，张东荪建议司徒雷登，等巴黎外长会议开完，看清苏联政策是否软化再考虑北平之行。
张东荪的潜台词是，如果巴黎外长会议破裂，美苏之间冲突加剧，中共就不得不紧随苏联，那么，司徒雷登就不宜来北平了。6月7日、8日，张东荪长子张宗炳致电柯乐博，告知其通过张东荪得来的关于召开政协筹备会议高层磋商的若干决定，张东荪认为，从这些信息来看，进一步显示了中共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的意愿。
张东荪甚至据此进一步分析，一旦中共领导层摒弃苏联阵营而转向西方民主国家，则必定要放弃东北，因为东北握在苏联的手里，中共无力控制东北。但事实很快打脸张东荪，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政协筹备会议举行，会议闭幕不久，毛主席就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声明，这让张东荪大受刺激，司徒雷登自然也放弃了来北平的想法。
但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并不死心，他通过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约见了张东荪、罗隆基、周鲸文等民盟领导人，向他们具体了解了中共决策的相关背景情况。而毛泽东宣布“一边倒”政策后，张东荪再次心灰意冷。因中美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共在全面接管接收实行新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在华外交机构及其人员多次遭遇麻烦甚至是冲击。
最后，司徒雷登和柯乐博都寄希望于自称能见到周恩来的张东荪出面与中共中央沟通，以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可实际上，早已今非昔比，张东荪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早已不如从前。因此，7月底，司徒雷登通过柯乐博向张东荪提出，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被一批前中国工作人员闯入的事件报告给中共毛主席或周恩来的要求，最终都不了了之。
10月31日，更是发生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而遭到拘押并被起诉一案，美国国务卿以司徒雷登的名义致电柯乐博，要他通过张东荪向中共高层表达美国公众的愤怒心情。张东荪11月23日反馈柯乐博，说他已经就此事写信给周恩来了。其实，11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经内定将霍华德判刑后驱逐出境，张东荪实际上对此一无所知。
甚至一直到12月11日，中共在报纸上公开宣布决定驱逐霍华德的消息，张东荪仍然没有打听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提供给柯乐博。1950年3月，柯乐博奉命准备关闭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之前，还曾幻想最后见一下中共最高领导人，为此，他再次求助张东荪，并告诉张东荪，美国可以给中共提供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帮助，企图以此来诱惑中共。
到了这时，张东荪才如实告知柯乐博，他现在也很难见到中共领导人了。并告诉柯乐博，美国当局至少在两年内都不要指望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会有任何公开的转变。他表示，美国不要指望用经济力量来吸引中共，因为他觉得中共永远都是经济服从于政治。至1950年春，张东荪与美国外交官发生的这些密接联系，其实大多是他主动建立起来的。
开国大典上的毛主席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虽然不承认美国在华外交机构的地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坚持留在南京，苏联斯大林也劝告中共尽量不刺激美国当局，而且，为了尽量分化美国当局和蒋介石的关系，毛主席和周恩来甚至通过南京市委外事处负责人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过几次接触，以试探美国当局抛弃蒋介石国民党的可能性。
基于此，中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对各大城市中的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采取封闭或驱逐的强硬措施，因此，一直到中苏于1950年初签订互助条约之前，美国驻华外交人员都可以自由活动，因此，张东荪与美国外交人员的交往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这也为他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触提供了客观的现实条件，中共方面对此并没有加以干涉或者劝阻。
但实际上，中共对这些民主人士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触虽然没有干涉或劝阻，却也开始对这些热衷于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触的民主人士起了警惕和反感之心。其原因是，除了中共新政权本就与美国处于敌对关系之外，还因为苏联提醒过中共，美国外交人员在中国多半都在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
尤其是1949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破获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消息。24日，毛主席又亲自批准公开广播和发表《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当天，毛主席又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张东荪等民主人士与美国外交人员的外来必然会引起中共安全部门的高度警觉与不安。
张东荪早年曾留学日本，从未在美国生活过，他一直宣称以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而自豪。但在他内心深处，对美国及美国的政治文化是充满好感甚至是充满崇敬的。他的哲学研究及政治论述中充斥着美国或欧洲的思想资源，而他的几个儿子要不在美国留学，要不在美国机构工作。而且，中共安全部门对张家引起注意的，是因为张东荪最小的儿子张宗颖。
1949年3月，民盟内部中共工作人员就得到消息说，张宗颖存在特务嫌疑。因为罗隆基与张东荪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触较多，中共安全部门对他们的态度及动向当然会更加关注和警惕。中共中央负责国家安全的最主要领导人李克农这时也认为，罗隆基和张东荪存在被美国情报人员吸收为间谍的危险。
北京公安局二处曾秘密拘捕过有特务嫌疑的王正伯，从其口中获知了张东荪和他的儿子们的一些情况。1950年春，张东荪已经达到国家领导人的级别，王正伯案调查结果出来后，公安部上报给了李克农，并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于1950年3月31日正式上报给了毛主席和刘少奇，此案的性质是，张东荪及其两子与美帝有勾结。
这时，北京市委的报告显示，还没有发现张东荪有间谍行为或出卖情报的嫌疑，只是肯定张东荪通过其长子张宗炳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柯乐博保持了频繁联系。如果张东荪就此停止与美国联系的努力，后面至少不会闹出“叛国案”来。但遗憾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处于战争边缘，张东荪却主动寻找向美国传递信息的渠道。
朝鲜战争（油画）
张东荪担心中美爆发战争，中共必败，蒋介石就会重新杀回大陆，那时，他和那些民主人士都会走投无路。所以，他向王正伯提供了一份由他勾画过的政协委员名单，要王告诉美国，这些民主人士都是将来蒋介石回到大陆后，可以共同做事情的。他为了换区王的信任，还把政府财政收入预算份额情况和折算的小米斤数也告诉了王，这就坐实了他叛国的罪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