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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

从小学习的历史告诉我们，夏朝是第一个开启世袭制的王朝，把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但学习归学习，考证归考证，夏朝遗址以及遗存的文物太少，这让本就神秘的王朝更加扑朔迷离。

西方国家也接连发出质疑，认为夏朝只是中国人自己的臆想。

但当考证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西方媒体放出的一个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个结论到底是什么？中国在考证夏朝这方面取得的突破又是什么？

时至今日，部分西方学者发表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中，仍旧习惯把商朝称为中国的第一王朝。

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一个拥有文字、留有遗址和文物的朝代，才能被证明真实存在。

不只是夏朝有这个待遇，在大量殷墟文物出土之前，商朝也是同样的待遇。

犹记得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忧患的不仅仅有战争和压迫，还有文化上的诡辩观点。

部分学者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出质疑，外界不怀好意之人趁虚而入，试图缩短中国文明史。

好在后面出土了殷墟，又有武丁甲现世，大量甲骨文文字和文物，星率西之类的符号，都能证明武丁时期甚至更早之前的商朝生活图景。

当中国史学家借助实实在在的文物，出版了一系列类似于殷代历法考的著作时，傲慢无理的国外学者才心不甘情不愿的闭上嘴巴。

可见，要让他们承认夏朝的存在，就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证据。

什么是有分量的证据？遗址一定是排头兵。

于是上世纪50年代，以史学家徐旭生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力量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前往可能发现夏朝遗址的河南、山西等省份。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夏朝的名字被反复提起过很多次。

例如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夏朝就已经在其中出现，根据早期文献的线索指引，考古团队能够缩小范围。

当时的考古条件十分艰苦，下了火车之后，大部队尝试过无数种交通方式，比如“甩火腿”，也比如搭乘牛车或者驴车。

有时候工作累了，他们甚至席地而躺。

至于饿了渴了，满足口腹之欲是不可能的，简单吃上几口干粮就已经满足。

高强度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工作后，大伙儿心中都憋着一口气，硬是凭着意志力支撑下去。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在河阳偃师的二里头村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从考古地层来看，这完全是先秦时代以前的地质，至于具体是什么年代，还需要进一步分析验证。

从二里头村整体的结构布局来看，此处颇有一种风水上所说的向阳之气。

如果二里头村可能是遗址，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这里进行保护性的挖掘。

既要保证遗址的完整性，又要想办法找到更多文物，以证明历史的存在。

在和历史对话这一方面，包括文物在内的第一手史料往往是最有力的。

可惜的是，当时虽然有了不少收获，但大家却并没有意识到，二里头遗址可能和更早期的中华文化有关。

史学界大多数人都误以为，这片遗址是曾经的商朝都城。

可由于没有文字材料加以佐证，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商朝都城的结论其实站不住脚。

他们寄希望于遗址年代更久远，最好能够把夏朝的问题先解决。

不得不说，当时发表了不同意见的人们，的确是很有先见之明。

因为到了70年代中后期，史学界的另一种声音出现了。

北京大学的邹衡教授认为，二里头遗址和商朝无关，这里是夏朝的都城。

要想打破固化的思维，这谈何容易。

不过不同的声音就像石头掉进了湖水当中，激起了层层涟漪，影响了一二十年以后的考古结论。

二里头遗址到底属于夏朝还是商朝，这个问题不是哪位专家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

它需要经过科学的推敲，也需要有足以令全世界信服的证据来支撑。

首先从地层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地质科技的进步，专家们能够进一步缩小土层的时间范围。

他们对二里头遗址的地质层进行检测之后，认为这里应该处在龙山文化和商朝之间。

龙山文化属于上古文化，而商朝则是奴隶主贵族王朝，夹杂在它们中间的，就是那个并不一定真实存在的夏朝。

除此之外，科学家们为了双保险，还通过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了遗址历史。

往前推3500多年，那时的中国正好处于史书记载的夏朝中晚期时间段。

并且二里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也能和史书中描述的夏朝都城范围相吻合。

如果说某一方面的相同只是巧合，那么接连三种方式验证，说明二里头遗址归属于夏朝遗址的可能性则更大。

尽管我们的论证过程科学且严谨，但部分西方学者还是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遗址缺乏文字材料。

中国史学家之所以能证明商朝的存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兽甲和龟壳上发现了商朝甲骨文字。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以文字记录历史，再以文字倒推历史，这往往更加直接，也更能服众。

要想证明二里头遗址真的承载着夏朝文化历史，那就得在二里头找到与夏朝相关的文字。

然而考古专家们找来找去，却也只能找到篆刻在某些文物之上的特殊符号。

最开始，他们并没有把符号和文字之间联系起来。

以常规的思维来看，符号是抽象的，不同主体对于某一个符号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符号到底能传达什么意思，在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谁也不敢下定论。

而文字则是具象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文人们研读甲骨文，研读小篆大篆，都能把古代汉字和现代汉字进行一一对应。

很遗憾，他们在二里头遗址找不到这样的对应。

1981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器。

文物肩部恰巧有一个符号，左边是圆圆的，中间有曲折回还的轮廓，右边稍稍尖锐，整体线条还挺流畅。

符号的中间有一个点，非常明显，应该不是古人不小心点上去的，而是本就属于这个符号的一部分。

无论从解构甲骨文的视角来看，还是从解构更繁杂的象形字的视角来看，形状如此特殊的符号，都让专家们迷茫了。

这个符号，到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图案，还是古人用来传递某种信息的标记呢？

有人单纯从符号的形状出发，将之解读为一只眼睛。

既然是眼睛，那这个符号表达的可能是看见或者观察的意思，也有可能它就是在指代眼睛本身。

对于这个看法，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无法认同。

在他看来，如果用象形文字的方法来解读这个符号，那么符号和眼睛之间一定得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才能以人为逻辑将这二者联系起来。

但是实际上，如果不特意点出眼睛这个概念，普通人在看到这一符号的时候，并不会马上将之与眼睛联想在一起。

李学勤联想到的不是眼睛，而是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良渚文化遗址当中的其他文物符号。

他提到，在良渚遗址发现的众多陶杯上，与这个二里头遗址符号相似的符号频繁出现。

那时候的先人似乎很喜欢在陶杯花纹中间特意篆刻符号，像是在借用陶杯进行沟通交流。

从良渚文化到二里头文化，这中间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承的过程。

符号在传承，载体在传承，不断绝的文脉同样也在传承。

以此类推，从二里头文化到后来的殷墟考古文化，符号与载体同样也有着传承的关系。

那么这就可以说明，这些特殊的符号与后来出现的甲骨文和金文有联系。

如果要用甲骨文和金文来倒推的话，李学勤先生认为，“臣”这个字比起眼睛，反而更像是符号想要表达的含义。

众所周知，甲骨文同样也是象形文字的一种体系，因此要找到二者的联系，就不能脱离象形的概念来看待这一特殊的符号。

这个符号的形状很像眼睛，但又不完全是眼睛。

除了眼睛之外，换个角度，换个方向，它的形状还和耳朵非常相似。

也就是说，这一符号有着耳目的含义。

我们当然也不能单纯的将之理解为耳目，还需要根据时代背景，结合文献记载，把“耳目”抽象出来，再放置到某一个具体的概念里。

《尚书》当中提到过这样一句话：“臣作朕股肱耳目。”

用大白话来翻译，臣是首领的股肱耳目。

后来的汉语体系里，也有肱股之臣这样的固定搭配。

从文字含义来看，符号完全能够和“臣”字对应起来。

接下来，再从时代文化背景来分析，“臣”在夏朝时的确有较为显赫的意思。

它和后来所说的臣民还不太一样，至少这个时候，臣的地位是要高上一些的。

到了商朝，同样的文化概念依旧存在。

因此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臣”这个字也是常常出现，同样指代一群成为君主耳目、监听监视的人。

时代在演变，汉字形状也在发生改变，“臣”从某一个抽象的符号变成具体的、不断进化的汉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一层层分析下来，李学勤认为，并不能单纯把符号当成图案，而应该以文字的角度看待它。

换言之，这是一种纪事文字，承担着与文字同样重要的职能。

这个观点的出世，打破了以往外界普遍认为夏朝无文字的认知，同时也能有理有据地说服西方人。

至于“臣”这个字为什么会出现在陶器上，史学家认为，这得结合“臣”在古汉语中的意思来看。

薛琮在标注张衡写的《东京赋》等文章时，写道：“辰，谓日、月、星也。”

臣与辰义通，日月星辰代表着祭祀，这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活动。

也就是说，“臣”在那个时代有祭祀的意思，而陶器正好又是用作祭祀的东西。

以祭祀为名义，将纪事文字和文物联系起来，一切都能说得通了。

李学勤先生对古文字做出的相关解释，其实也给后人提了个醒，看待文字永远不要从狭义的视角去理解。

甲骨文是文字，后来不同的汉字形态是文字，今天的繁体字和简体字是文字。

同样，更早时期的近似于图形的符号，也是一种文字。

只要能够让写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意思，那它就已经有了文字的信息传递功能。只不过，夏朝的文字大概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

当然，这一点还需要考古和历史专家再来研究论证。

对于夏朝文字的考证，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陶器符号的研究，算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纪事文字的存在，遗址文物的存在，证明夏朝绝不是西方人口中的“虚假”。

历史虚无也好，故意抹黑也好，通通站不住脚。

考古第一现场：神秘夏朝是否真实存在？真相只有一个 光明网

二里头陶尊臣字解读(二里头与夏朝文明) 洛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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