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崔崔

唐代及以前，中国就出现了繁荣的大都市。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都城宏伟富丽，如齐之临淄，楚之郢都，赵之邯郸等。

汉代以后，长安、 洛阳、建康（今南京）等地更是成为繁华城市。

经过发展积淀，到了宋代，“城市数量、规模以及城市居民数量和生活质量，不仅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国家和地区，也超过了宋代以前中国的所有朝代。”（曾大兴.柳永《乐章集》与北宋东京民俗[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34-40）

唐代及以前，诸如长安、洛阳、成都及建康（今南京）等大都会虽然很繁华，但是，城市的商业区和居住区是各自独立并实行封闭管理的，即“坊市制”，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有坊墙相隔离。拿唐长安来说，城区街衢绳直，整齐划一，“南北向的11 条大街和东西向的14条大街纵横分隔为110坊（包括两市）……白居易形容这种布局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而且，坊与坊之间筑以高墙，坊内亦设有东南西北四市，加之宵禁制度（城门“昏而闭，五更而启”，禁止市民夜行），城市的商业活动受到了一定限制。毫无疑问，这是严格按照图纸，凭借权力的巨大动员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来的。为追求恢宏大气、整齐划一的审美效果，长安城的规划甚至宁可与平民的生活脱节，以致到盛唐之时，长安城内南部各坊，居然还“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宋王朝建立后，与辽缔结“澶渊之盟”，“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迎来了太平盛世。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代城市众多，其中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而且，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说，京城市民的资产在十万以上的比比皆是，家产百万者不足为奇。

在这样一个兴平之世，繁荣的都市作为市井之民的舞台，展现着太平繁华。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宋都汴京“举目则青楼 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 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亦直观地展现了宋都汴京的民康物阜。

古人最早是从安全角度来考量城市的，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这种朴素的看法，表明商业力量推动的城市化从未产生。直至唐代，城市的商业力量仍然被关在“坊市制”的囚笼里，没有释放出来。此时城市对于乡人来说也毫无吸引力，武则天曾动用政府力量强迁一批农民进入东都洛阳，但农民就是不愿意搬进城里。

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则完全改观，大量的农村人口自发涌入城市，《梦粱录》说：“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伎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城市遍地的就业机会和财富机会、繁华的经济和市场、灯红酒绿的生活，都充满了诱惑。

这个时候，城市作为一种跟乡村社会全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它的经济功能也被发现了。宋人认识到：“货殖百物，产于山泽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聚于仓库，而流通之以钱，……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

事实也确是如此。

一方面，城市的生活物资需要乡村供给，如“金陵军民杂处，舟车辐辏，米、麦、薪、炭、鹾（盐）、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 。

另一方面，城市又售百物，“以养乡村”，如宋人方回在浙西的魏塘镇看到，乡村“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而市镇的商人“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货归售水乡佃户” 。

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的，就是商人与商业。

的确，从宋朝开始，中国的城市面貌呈现出一种跟古典时代全然不同的格局。“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这不完全是行政权力“规划”出来的，而是民间社会“生长”出来的。

北宋的汴梁，坊墙已不知什么时候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官民杂处，商民混居，在潮水一般的世俗生活力量的推动下，“夜禁”也被突破了，出现了繁华的夜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曾在杭州博物馆看过对宋朝夜市的介绍，热闹繁盛，一如今日的某些城市夜市。

海外某些汉学家称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并不为过。一种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从此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