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应在坏人的身上，再恰当不过。1950年8月 ，毛主席亲自圈定的排名第17号战犯，在香港因癌症不治而死亡，终年67岁。

此人，便是吴鼎昌，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总统府秘书长。

1931年9月，吴鼎昌凭借着在报界的巨大成功，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

那天，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了吴鼎昌，连续谈话达到一个多星期，这在蒋介石的召见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做，看上去是为了表达对吴鼎昌的赏识。而实际上却是为了拉拢这位报界的大亨，在舆论界占据一席之地，为自己的反动统治鼓吹。

对于蒋介石的赏识，吴鼎昌非常受用，违背了自己在创建报刊时立下的“不兼政治上任何有酬劳之职务”的约定，从此踏入政坛，担任了国民党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并在日后捞取了巨大的政治利益。

时间很快来到1935年，这年10月，吴鼎昌纠集平津沪汉金融界首脑人物，组成“赴日经济考察团”，并担任了团长，率领着 34 人的考察团，前往日本，去搞什么“中日经济提携”。

殊不知，此时的日本，已经吞并了中国的东北全境，而且其狼子野心已经加速膨胀，大有吞掉全中国之势，中日之间已经不可能相互“提携”了。

从日本考察回国后，吴鼎昌被蒋介石委任为实业部长，便顺势辞去了大公报社长的职务，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政治钻营中，为蒋介石的反动政权服务。

那时候，吴鼎昌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的看似可行的方案，但却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只不过是为蒋介石欺骗民众做了一副好看一些的皮囊而已。

期间，吴鼎昌以实业部的名义，创设了中国茶叶公司，中国造纸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等官僚企业，最终都成为了四大家族搜刮人民财产的重要工具。

吴鼎昌虽然没有成为国家的栋梁，但却因为其四大家族“打手”的身份，和张群、熊式辉等新政学系政客有了密切的交往，让他由一个研究系和安福系旧政客，成为了国民党政学系的同伙，并因此不断加官进爵，获得了不少官衔。

后来，吴鼎昌先后担任了国民党财政委委员。财政部金融顾问第一组委员，国民党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全国钢铁厂监督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完全背离了他当初立下的约定。当然，那算不得他的初衷。

1884年，吴鼎昌出生在四川成都，字达铨，别名前溪，祖籍浙江吴兴人。少年时，吴鼎昌表现出了他的聪明才智，还成为了华阳秀才。

1903 年4月，吴鼎昌获得了四川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成城学校普通科参加了学习，后考入东京商业学校。期间，吴鼎昌加入了同盟会，担任过本部评议员。

1910年6月，吴鼎昌回国，先后担任过北京法政学堂教员、东三省总督署度支、交涉两司顾问、本溪湖矿务局总办、大清银行总务局长及江西分行总办。

辛亥革命爆发后，吴鼎昌逃出江西。后来，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吴鼎昌在其中担任了职务。

任职期间，吴鼎昌不断地向大官上条陈兜售他的心计，最终见到了袁世凯。但袁世凯认为他“背后见腮”，便没有重用他。直到1915 年 12月，在袁世凯风雨飘摇的时候，才给了他一个农商次长的职务。

然而，吴鼎昌也不是傻子，觉得这个官不会长久，没敢赴任。

1916年6月，吴鼎昌担任了中国银行总裁，后又担任过盐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长。

在担任造币厂厂长期间，吴鼎昌在向日本购铜期间得了许多回扣，损害了国家利益，却肥了自己的腰身。

此外，在上海焚毁鸦片大舞弊案上，吴鼎昌利用自己财政次长的身份，独吞了财政部受贿的80万元。

1920年10 月，吴鼎昌被免去财政次长的职务。

1926年，吴鼎昌拿出5万元钱财，购买了财阀王郅隆的儿子王景珩手上的旧大公报馆，并找到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胡政之、张季鸾，办起了大公报。

在新记公司大公报中，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期间，吴鼎昌与胡政之、张季鸾相约“不兼政治上任何有酬劳之职务”，全力办报。在他们的努力下，报社的业务蒸蒸日上，成为了全国颇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可以看出，吴鼎昌虽然和胡政之、张季鸾有了约定，但内心是渴望政治的，所以那个约定就是一种手段而已。

看到大公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蒋介石决定拉拢，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便专门向吴鼎昌表示了祝贺，称赞《大公报》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事实上，吴鼎昌对报社社长的职务并不看重，只不过是把它当做了一个政治资本，在担任了实业部长后，便辞去了报社社长的职务。

此后，《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立场彻底改变，成为了为国民党张目，鼓吹反共的一个舆论工具。

如，在皖南事变中，大公报便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竟然把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说成是“政府处分新四军的问题”，是“整肃军纪”。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报纸该有的报道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11月，吴鼎昌被蒋介石任命为贵州省主席，并兼任了省保安司令、军管区司令及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

任职期间，吴鼎昌虽然为贵州的经济建设做了一些贡献，但最后的实惠大都与当地的人民无关。那时候，贵州看似繁荣，但是建立在全国抗战的基础之上。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那些战区，那些商人根本无法正常经商，不是被土匪打劫，就是被日军征用，几乎没有什么出路，而作为大后方的偏远之地贵州，便成为了他们投资的安乐窝。

据统计，从1939年6月到 1943 年2月，公司的股本就由 600 万元增加到 3000 万元，增长了近5倍。试问，如果不是战争，以贵州的资源和环境，能有这样的投资热潮吗？

1945 年 1月 15 日，吴鼎昌被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为国民政府文官长。这次任职，使吴鼎昌成为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幕僚。

8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吴鼎昌感觉到蒋介石调动部队进攻共产党部队的准备没有完成，便向蒋介石献计，建议蒋介石装出一副和平姿态，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

吴鼎昌之所以这样做，是给予他自己的一种认知，以为毛主席必然不敢答应。此外，吴鼎昌还将发给毛主席的电报发表在《大公报》上，以支持他的阴谋。

然而，《大公报》排版后，却被陈布雷经手的侍从室扣了下来，而这项新闻也被中央社要求统一发稿，致使《大公报》未能抢先。

在几封电报过后，毛主席却以弥天大勇来到了重庆，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使蒋介石和吴鼎昌的阴谋破产。

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总统后，吴鼎昌也担任了总统府秘书长，成为了蒋介石破船上的重要成员，也是政学系的财阀之一。

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蒋介石居首，吴鼎昌位列第17位，排在熊式辉之前。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

在下野之前，为了给李宗仁使绊子，继续在暗地里掌握国民党的军政大权，蒋介石决定用与桂系素有往来的亲信吴忠信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在获得了李宗仁的认同后，蒋介石召见了吴忠信。期间，吴忠信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干秘书长的材料。”

蒋介石说：“看来我干不下去了。要求李德邻来过渡，你是搞红娘一类的角色，把德邻请上轿后，去留由你决定。”

然而，吴鼎昌却还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抛弃他了。

后来，在一次汇报中，吴鼎昌听到蒋介石所作关于机关预做疏散准备的讲话后，将蒋介石的讲话传达到了各院部。吴鼎昌这样一个正常的行为，却被蒋介石责备他打乱了步骤，影响了民心。

直到此时，吴鼎昌才察觉到蒋介石已经抛弃他了，便赶紧向蒋介石提交了辞呈，离开南京去了香港。

临行前，吴鼎昌将他搜刮的那些民脂民膏全部兑换为黄金和美元，偷偷地汇到了国外，以便离境后享受。

1950年8月23日，吴鼎昌在香港丧命。然而，那些被他转出去的财产，再也无法回到祖国了。

有人说，吴鼎昌在病重的时候，曾想叶落归根，但却没来得及，便病死了。

事实上，就算吴鼎昌回来了，他又能做些什么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