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张学良接受采访，聊到汪精卫时感慨万千：“当年我最佩服汪精卫，可惜他后来利令智昏。现在我最佩服周恩来和蒋介石，不过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史学界对于张学良和汪精卫，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时间，不是十分确定。在张友坤、钱进主编的《张学良年谱》中，写道：“1923年4月10日，杨宇霆和张学良，以及郭鬼子，带着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等十余人，跑了一趟北大营，参观了一下。”然而，在唐德刚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张学良自称第一次会见汪精卫，是在1923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两人相见的历史背景是一致的，即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孙中山为了打倒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联手奉系军阀张作霖，派遣代表汪精卫前往东北。也就是大约在1923-1924年这一时期，两人产生了交集。那时，张学良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六子”，稚嫩得很。涉世未深的张学良奉父命，接待汪精卫。一见到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张学良就如同见到了偶像一般。根据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汪精卫的口才真是一流，他的行踪我很注意，年轻时候最佩服汪精卫呀！那些年轻的革命家、像李烈钧、胡汉民这些人，我都很想同他们见面。”当然，张学良和汪精卫的第一身份都是政治人物，出发点都要以自身利益为中心。两人面对共同的敌人，自然是好的穿一条裤子。可是当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两人所在的阵营免不了要产生嫌隙。时间的指针，悄无声息走到了1930年，物是人非，你方唱罢我登场。东北的张大帅死于皇姑屯，权力由张学良全盘接手。关内孙中山也葬于南京，政权落入蒋介石一人之手，昔日风光无限的汪精卫，沦落成了边缘人物。不甘心的汪精卫，联合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组建了反蒋联军，推举了阎锡山为总司令。本来，汪精卫还想再续前缘，多次致电东北的张学良，催促其加入反蒋联军。还派了陈公博等人，前往沈阳游说。此时的张学良，可真成了个香饽饽，坐拥30万大军，雄踞关外。对关内激烈厮杀的双方，张学良的东北军实力举足轻重，他的选择将左右整个战局的成败。在幕僚的建议下，张学良并未立刻选边站队，而是两面要价。相对于反蒋联军只给了个副司令的职务，蒋介石可就大方的多了。除了副司令，还允诺将河北、山西、甚至整个华北地区，都交给张学良控制。另外，蒋介石在花钱一事上，从不抠抠搜搜，直接送上现金600万。还对派往张学良的代表说：“只要能拉拢到张学良，中国银行的支票上，任意提款，不拘数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张学良就成了蒋介石帐下的最大勇夫。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布《巧电》，出兵十万入关，支持蒋介石。汪精卫看到通电，气不打一处来，顿时惊愕得不知所措。失败者只有出局，汪精卫也南下香港，和张学良结下了梁子。等到了1932年，日本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打响了第一次淞沪会战。汪精卫被请回了中央政府，希望张学良能出兵策应。可张学良却按兵不动，并答复汪精卫：“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汪精卫的要求，也自断了自己在东北的生路，才会有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和大家设想的不同，一开始汪精卫在对日方面，是主战派。不论是“九一八”，还是热河战役，汪精卫都曾让张学良出兵，抵抗日军的进攻。这也不是说汪精卫是全为了国家大义，实则是想借抗击日军，而谋取国民党内的军权。可张学良已然和蒋介石成了一丘之貉，全然不在乎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命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在失败主义的影响下，汪精卫真的是丧失了信心。党内无地位，军内无依靠，便倒向了日本，成了汉奸。参考资料《汪精卫与张学良关系之探讨》 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