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向伟大的邓小平同志致敬！估计很多人会问，当初，邓小平是怎么复出的？
邓小平
1976年10月，在抓捕反动集团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当时党中央实际负责人苏铸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的建议。叶剑英还派自己儿子偷偷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9号楼，把反动集团被粉碎的特大喜讯告诉了长期被“软禁”的邓小平。
在此之后，叶剑英又多次向苏铸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立即对叶剑英的提议表示赞同。
所有人都把眼光投向了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主席苏铸，但苏铸认为时机不成熟，他采取了等一等再说的办法。此时，对外公开还保留着“连带批邓”的说法，但在内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
1976年12月，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发了严重的尿潴留，北京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家里为他做了治疗处理。叶剑英获悉后，立即敦促医院向中央提出邓小平需要住院治疗的报告，叶剑英要求对邓小平要“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
10日晚，邓小平才住进了301医院接受治疗。医院向中央提出了具体的手术治疗的报告，苏铸和汪东兴批示同意。12月14日，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1977年1月初，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月6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特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编辑、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也贴到了天安门广场，引起北京乃至于全国轰动。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声讨反动集团，怀念周总理，肯定邓小平的整顿。
与此同时，一批老同志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中央和苏铸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苏铸并不反对邓小平复出，但由于他对形势的判断不同，他认为此时邓小平复出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采取等一等、拖一拖的办法。
1977年1月6日，苏铸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谈到了邓小平复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但现在打倒反动集团之后立即就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会有人说是要给邓小平翻案，如果急着给邓小平翻案，会引发混乱，我们会陷于被动的。
苏铸的意见是，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比如像邓小平复出）往后拖，这样更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的步骤，先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反动集团斗争的大局，不要把问题给搞颠倒了。
苏铸说，邓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邓小平同志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楚。苏铸虽然反对立即解决这一问题，但邓小平的待遇有了些改善。
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后，叶剑英把他们一家安排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的25号楼。这时，苏铸在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这就让大家读了，都知道毛主席是看好邓小平的，这也是苏为邓复出做铺垫。
叶剑英和邓小平
遗憾的是，苏铸此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按照“两个凡是”，不但邓小平不能出来工作，就连天安门事件也不能平反了。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叶剑英多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尽快平反，但遗憾的是，叶剑英的两个建议都未被采纳。
会前，苏铸就给各组组长打过招呼，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实际上，会议召开时，有的同志还是冲破了苏铸设置的禁区，触及了这两个问题。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陈云和王震的发言。
陈云在书面发言中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一是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是尤其关心周总理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是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是需要查查反动集团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陈云表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他拥护邓小平复出。
王震在发言中表示，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王震认为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进行的整顿取得了巨大成绩。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王震认为，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人民自发进行的对周总理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反动集团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锻炼后，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
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得到了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但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却没能登上简报。3月14日，胡耀邦到西山看望邓小平，传递了中央即将让他出来工作的信息。此外，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等人也一起到西山看望了邓小平。
3月17日上午，陈云在参加讨论时明确表示，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4月7日，汪东兴等人受苏铸委派同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前先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被邓小平严词拒绝了。
邓小平态度很明确，“两个凡是”不行，他说，我出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但是必须明确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4月10日，邓小平致信苏铸、叶剑英和党中央，他表示感谢党中央弄清了他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情，至于他个人工作的问题，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胜利推向前进。邓小平的态度明确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对后来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4月14日，苏铸又派汪东兴等人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明确告诉他们，“两个凡是”不行，毛主席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主席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毛主席表示，后人能给他“三七开”的估计，他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启
邓小平表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和斯大林也没有说过“凡是”，毛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给中央写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关于复出后的工作问题，邓小平表示，分工做什么，最后还是要由党来决定。他婉拒管外事，他表示，就自己愿望来说，他现在考虑管科学、教育。5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把邓小平的信转发至县团级的方式，向全党通报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号。
此后，邓小平开始考虑怎么把科学和教育管起来的事情。5月12日，邓小平在同方毅等人谈话时指出，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要加强教师配备，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
邓小平指出，关键是人，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邓小平还结合现状和历史，着重讲了搞好规划、明确指导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但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差距就更大了。我们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
邓小平强调，要抓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要从问题堆里找到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邓小平还特意强调，科研人员是劳动者。
在此期间，党内一支笔胡乔木托邓力群带来一封向邓小平认错的信，胡乔木曾经批判和揭发邓小平，邓小平表示，要胡乔木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在那个非常时期，毛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下发了，大家都批判我，他不批判不是等于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
邓小平还对有人认为胡乔木政治上动摇的说法不赞同，他认为胡乔木政治上不动摇，是软弱。邓小平还特别赞扬胡乔木整理《论十大关系》整理得好。总而言之，胡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的，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还要商量，同大家交换意见。
邓小平还同王震和邓力群谈了自己复出后的工作问题，他表示，军队是要管的，不想管外事，但是可以参加外事活动。他主要是考虑管科学和教育，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愿望，最后还是要由党中央来决定。
邓小平谈到科学和教育的问题时，比上次同方毅等人的谈话在认识上又更深了一个层次，邓小平表示，要怎样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关键是要搞好教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此次关于科学和教育的谈话，邓小平的重点更突出，说理也更透彻，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也更明确了。
1977年7月17日，根据三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政治局的决定，苏铸主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就标志着邓小平最终成功复出了，这些事实也证明，苏铸并不反对邓小平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