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乃乾隆皇帝之后继者，亦为清朝入关后之第五任帝王。翻阅清朝正史，未见有关嘉庆荒淫、贪婪、昏庸、阴险行径之记载；查阅清人野史，亦未觅得他哪怕一桩风流韵事。便是如此一位品格端正、为政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之人，却成为清朝十二帝中最无特色、最乏个性之皇帝。于治理国家毫无建树之嘉庆，其身上最显著之标识便是乏术与平庸。

实则，乾隆皇帝择永琰为接班人，尚有一最为主要、最为根本之缘由，即其不愿放权。虽乾隆皇帝曾有“朕八旬有六归政”“不敢与皇祖六十有零之年数等同”之誓言，然待其年老昏聩之际，愈发将至高无上之皇权视若己命，一丝一毫亦不肯相让，即便此与己分羹之人乃己之亲生子。何以做到“退而不退”，何以于有生之年继续风光地把持朝政，此乃乾隆皇帝于风烛残年时最为关切之事。欲达此目的，唯有择一恪守仁孝、老实巴交、唯父命是从之接班人，而永琰正乃如此之人。

果然，乾隆在传位之时明确宣告：“凡遇军国大事与用人事宜，决不会置之不理，仍要亲自处置。”退位后，乾隆依旧自称为“朕”，其谕旨称为“敕旨”；对前来进贡之朝鲜使者有条不紊地言道：“我虽归政，但大事仍我办！”；其借口已在养心殿居住 60 年，唯有此处才“安全吉祥”、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亦不肯搬离；为限制嘉庆，其还一度上演“传位不传玺”之闹剧；本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应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宫廷中仍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后，钱币应改铸“嘉庆通宝”，可那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之通宝各铸一半……于父皇之淫威下，以仁孝著称之嘉庆，只得糊里糊涂地做了数年有名无实之“二皇帝”。

不可否认，永琰颇具资质。其勤奋好学，6 岁读书，13 岁通五经，之后师从多位师傅学习今体诗与古体诗，文化基础甚为坚实。尤其是自 14 岁被秘密立储至 35 岁登基之漫长 20 余载中，其经受住了具丰富政治经验之乾隆皇帝之时时观察与种种考验，并最终被确立为下任皇帝，皆表明永琰之品质、才干绝非平庸。然其此种资质才干，用于恪守仁孝、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等方面尚可，用于安邦治国、开拓进取上则会显得极为苍白无力。

若天下太平、歌舞升平，以嘉庆之能，做一位贤明的太平君主应无大碍。然乾隆后期，国库空虚、国力衰退，朝廷政治腐败，官场贪贿成风，各种矛盾一触即发，沉醉于“康乾盛世”光环下的大清帝国“看似繁荣昌盛，实则内里空虚”，此时迫切需要一位有刚猛手腕、铁血政策的“能君”来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可惜嘉庆皇帝未能继承前几任皇帝的治国能力和开拓气魄，虽勤政图治，一心有所作为，但充其量只是一位忠厚老实、平淡无奇的守成君主。

嘉庆亲政后，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到了一定作用，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嘉庆始终未能开出根治日益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良方，对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予以警告、恫吓，最终也只能徒呼奈何。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认识，却无法真正有效应对外来侵略者。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政治比乾隆后期更为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川、楚白莲教和鲁、豫天理教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此后，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王朝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乾隆皇帝，将原本强盛的大清帝国折腾出衰败之象，至死都不承认其统治出现危机，甚至还在发着“大清帝国，谁与争锋”的高烧，认为自己留给子孙的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对当时形势掩耳盗铃般的错误估量，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在确定接班人问题上的错误选择。与其说大清帝国衰败于嘉庆之手，不如说是腐朽于乾隆之手。正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或许能给后人一些思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