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5日，已经夜里9点多钟了，周恩来总理突然接到杨银禄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江青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17号楼开会。

对此，已经74岁的周恩来总理，感到十分疑惑，便给汪东兴打了电话，向他询问情况。关于这件事情，汪东兴在晚年回忆说：

“那天江青打电话通知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张春桥、姚文元和我，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17号楼，总理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叫我们去有什么事，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虽然不知道江青打电话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中在一起干什么，但周恩来总理还是驱车来到的江青所在的钓鱼台17号楼。

在周恩来总理到达钓鱼台17号楼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场了。

那天，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连同已经74岁的周恩来总理以及叶剑英元帅，一共来了8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正常情况下，每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工作都很忙碌，想要同时将这么多中央政治局委员集合在一起开会，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大事，需要大家在一起商量，拿出可行的办法来。

很快，江青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便坐成了一排，周恩来总理和江青坐在中间，其他人分别坐在他们的两边。在他们的前面摆着一条长会议桌，在长会议桌的对面，则空着几个空座位。

在大家都坐好后，江青大声说：“小杨、大周、小赵给我过来！”

江青口中的“小杨、大周、小赵”，名字分别为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是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其中，杨银禄是秘书，周金铭是警卫员，赵柳恩是护士。

听了江青的话，杨银禄、周金铭和赵柳恩按照江青喊话的次序，坐在了长会议桌对面的三个空座位上。

看到杨银禄、周金铭和赵柳恩他们三人坐下后，8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相互看了看，不知道江青布置如此大的场面，想要干些什么。

这时，江青看着杨银禄，说：“姓杨的你站起来，我问你，你要老实回答，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么调来的？你说！”

听了江青的话，杨银禄说：“工作人员的调动是上级组织的事，小周是怎么调来的我不清楚。”

见从杨银禄那里也说不出什么，江青说：“你给我坐下！”

紧接着，江青又说：“大周，你给我站起来，你说，她们为什么让我吃这么多安眠药？你说，你说！”

江青的话说完后，周金铭解释说：“给你服的药量大小，是医生和你商量决定的，我不了解这个问题。”

这时，江青又看着赵柳恩，说：“小赵，你给我站起来，我问你，你给我吃这样大剂量的安眠药，是不是小周指使你干的？你今天给我老实回答，不许隐瞒事实！”

见江青的话说的如此没来由，赵柳恩态度认真地说：“确实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药，是医生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你商量定的。”

看到赵柳恩也是一样的说法，江青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心里非常生气，“噌”地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但却不知道怎么问。

对于江青的行为，周恩来总理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你不能对工作人员态度好一点吗？你用这样的态度问话，怎么让人家讲话？我都紧张了，他们都是孩子能不紧张？听说你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难过。”

说着，周恩来总理将头转向后面，对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张大夫，快给我一点药吃，我的心情太紧张了。”

这时，叶剑英元帅拿过江青经常服用的安眠药单子，认真地看了看，说：“你服的安眠药确实是‘毒药’，药的剂量也的确太大，你今后不吃不行吗？”

听了叶剑英元帅的话，江青说：“不吃睡不着觉。”

叶剑英又说：“那少吃点行不行？”

江青摆了摆手，说：“少吃也不行，因为我长期服安眠药，有了很大的抗药力了。”

江青的回答，给了在场的所有人一个答案。在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脸上纷纷露出了苦笑的神情。

原来，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集中在一起开会，就是为了这么一件小事，也真是太过任性了！

的确，发生在江青身上的这件事情，与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上担负的国家使命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完全可以说是一点儿小事。

就在前一天，也就是3月4日的夜里，江青陆续服用了三次安眠药，走进他的卧室里，准备睡觉。

在江青睡觉的时候，赵柳恩按照江青的一贯要求，把一份备用的安眠药放在了江青的床头，以便她实在无法入睡的时候服用。

然而，江青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很快，江青就迷迷糊糊地把赵柳恩为他准备的那一份安眠药服下了。

过了一会儿，江青还是睡不着，便个赵柳恩打铃，将她叫到了卧室里。

看到赵柳恩走进来，江青生气地说：“今天晚上，你为什么不给我放备份药？我只睡了一小时就再也睡不着了，想吃备份药，结果没有找到，你给我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听了江青的话，赵柳恩肯定地说：“江青同志，那备份药我给你摆上了，是不是你吃了以后，忘记了。”

此时的江青，最听不得的就是工作人员不安自己的意思回答问题。

因此，赵柳恩的话刚说完，江青就生了气，大声说：“我肯定地说，是你忘记给我放了，我根本就没有吃，你竟敢撒谎说给我摆了，难道我一个政治局委员还诬赖你一个小护士吗？别解释了，快点把那份药给我拿来，否则我今天晚上睡不好觉你要负责。”

见江青如此说，赵柳恩的心里非常委屈。想到江青服用的药量是她的保健医生说了算，赵柳恩便说：“我去问问大夫，看能不能再增加药量，如果可以增加的话，增加多少合适？”

听到这么一点小事自己都做不了主，江青的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大吼道：“你一个小小的护士，是听我的，还是听大夫的？！！这根本就不是增加药量的问题，而是少我一份备份药，是叫你给我补上！”

看到江青生了气，赵柳恩也不敢再解释，赶紧出来向江青的保健医生作了请示，这才在保健医生的同意下，又为江青拿来了一些药，伺候着江青服了下去。

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却因为江青的多疑上纲上线，变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由于有着经常过量服药的历史，江青对安眠药已经有了很大的抗性，再加上她的想法有些奇特，服了药后，江青不但没有睡着，反而更加清醒了。

其实，这也算正常。就像喝酒的人一样，心里有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越喝越清楚的情况。

然而，这么一件小事，在江青心里的不断加码下，很快就变了味。她怀疑赵柳恩是受了周金铭的指使，给她吃了毒药，便将赵柳恩叫来，质问道：“我问你，你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赵柳恩说：“是从305医院调来的。”

江青又问：“在305医院以前你在哪里？”赵柳恩回答说：“在广州军区。”

听到赵柳恩在广州军区工作过，江青一下子就找到了“问题”所在。想到已经被隔离审查的黄永胜曾在广州军区担任过司令员，江青立即指责道：“原来你是从广州军区来的，是黄永胜把你派到我这里来的吧？”

说着，江青一下子就窜到赵柳恩面前，将她的领章帽徽撕下来，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大声说：“你不配戴这些！”

此时，江青觉得自己似乎做得太过分了，便将赵柳恩的领章帽徽捡起来，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并说：“这可是宝贝。”

由于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江青干脆把杨银禄也找来，叫他立即打电话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马上到17号楼开会。这便有了开头提到的周恩来总理接到的那个电话。

江青在夜里把在京的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中起来，就是为了这么一件小事，让在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十分无奈。

看到大家没人支持自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置，江青尴尬地说：“你们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现在该吃药了。”

说着，江青又对赵柳恩说：“快给我药吃。”吃完药后，江青便悻悻地离开，前往礼堂看电影去了。

江青走后，想到她总是这样任性，周恩来总理提议说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毛主席，以免在将来出问题。对此，大家都表示同意，并决定由汪东兴将这件事情向毛主席汇报。

很快，毛主席便从汪东兴那里得知了这件事情，气愤地说：“江青私设公堂，要拿她问罪。”

或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江青突然转变了态度，当着杨银禄和赵柳恩的面，和善地说：“我昨天晚上惊吓了你们了，惊吓了你们了！我想给主席写封信，可是我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说你写。”

很快，杨银禄便按照江青的口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杨银禄写完后，江青将信接过来，看完后在上面亲笔写了那8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汪东兴：“即送主席、总理、剑英、先念、春桥、文元、登奎、吴德、东兴同志 亲启。”

在这封信上，江青说：

“主席：我长期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他们指使在我这里的坐探叫我服了大量的毒药，使我植物神经严重失调。我现在嘴唇青紫，手脚发麻，头发脱落，好似干柴……请主席为我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