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明崇祯朱由检在北京煤山自缢而亡，大明王朝正式宣告灭亡。

大明虽然亡了，但江淮、江南大半个中国的膏腴之地，远离战火，仍在大明王朝的完整控制治理之下，大明陪都南京仍有一套完备的官僚管理体系，帝国的半壁江山，仍然运行良好，政治、经济根基深厚，比之东晋的“衣冠南渡”和南宋的仓皇南逃，情况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除了地盘，南明的兵力更是不可小觑，光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就拥兵八十万，对外号称百万（《明史》记载：“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就算有水分，打个对折，四十万是少不了的。

江北四镇总兵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四人手中，兵力不下二十万。（据《清世祖实录》记载：豫亲王多铎攻破南京后，江北来降的南明官兵，共计总兵23名，副将47名，马步兵23万8千300名。）

军阀郑芝龙和郑鸿逵兄弟手下兵力，至少也在十万人以上，再加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手中的大顺军、大西军残部，绝不会少于三十万人。

南明的总兵力，至少在一百万以上，而清军入关的兵力，不过区区十万余人。

（据清《大义觉迷录》记载雍正上谕：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

拥有如此得天独厚条件的大明政权，为何只存续了15年（1644年至1659年，也有称名义上39年），对比历史上偏安江南的王朝，难宋存续152年，东晋绵延了103年，实在是差得太远，令人唏嘘不已。

南明迅速败亡的原因，史学家们早有定论，皇室宗亲争斗不止，朝廷大臣心怀鬼胎，各路藩镇心怀异志等等，但要论及个人应担的责任，以下四人责任最大，难辞其咎！

大明王朝自立国以来，奉行“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城下之际，有大臣就提议崇祯南迁，保全大明朝廷，崇祯以“君王死社稷”拒绝了。既然皇帝不肯南迁，大臣又提议让太子出京城南下，坐镇南京，以防万一发生极端情况，太子可继承大统，军心、人心都不会散，大明的正统也可以延续，崇祯却再次拒绝了。

（《明史庄列帝纪》记载：命廷臣上战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许。）

崇祯本人不南迁，理由似乎充分，一则成全自己名节，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由检，视名节如生命，他上吊前一刻还想着天下黎民，希望李自成不要伤害自己的百姓，所有的罪过他一人承担；二则崇祯对战局尚抱希望，大明的都城北京被围又不是第一次了，前几次都能化险为夷，这次也是有希望的，如果皇帝出逃，必然士气受损，动摇军民坚守的决心和信心。

但是不同意让太子离开北京南下，实在是难以理解。太子南下坐镇南京留都，在大明朝已有惯例，道义上说得通；太子前往江南招集勤王之师，也不至于影响军心士气。崇祯不肯太子南下，主要原因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墨守“名节”不懂变通，刚愎自用脑子一根筋。

南明败亡的主因，就是朱由校、朱由检一脉，全部死在北京城中，无一人逃出幸免。这就直接导致了南明在选立皇帝时，没有一名可以完全聚集军心民心、可以完全服众的人选，从而导致后来南明四朝，皇室宗亲争夺正统，互相厮杀不止，军力实力都消耗在内斗当中。

南明无论是弘光、隆武、邵武还是永历皇帝，由于血统的问题，谁都无法树立绝对权威和真正的统治核心，帝位不能名正言顺，使南明无法形成凝聚力，犹如一盘散沙。先是东林党人想拥立潞王为帝，马士英及江北四镇总兵却要拥立福王，文臣与武将斗得不可开交；弘光帝被清军俘虏后，在拥立唐王为隆武帝的同时，鲁王又在浙东任监国，唐王和鲁王为了争夺正统大打出手；隆武帝被清军抓捕后，其弟被拥立为绍武帝，与此同时桂王又在肇庆被拥立为永历帝，绍武与永历又因正统的问题，争斗不止，最后被清军分别消灭。整个南明始终没能形成一个核心，朝廷犹如一盘散沙，又怎能不败呢！

南明这一恶果的出现，究其根源就是崇祯的错误决策直接造成的，动摇了南明的根基。如果提前允许太子出逃南京，一切问题都不复存在。所以，朱由检才是南明迅速败亡的第一责任人。

人们认识的史可法，只知其为抗清英雄，坚守扬州孤城，拒绝投降清军，城破后杀身成仁，却不知其才不配位，南明速亡，他难逃其责。

南京曾是大明帝国的都城，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二任皇帝朱允炆、第三任皇帝朱棣都曾在南京登基称帝。为实现“天子守国门”的宏愿，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南京虽不再是权力中枢，但仍然作为留都，保留了六部和都察院等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各级官员品阶与北京对等。

北京沦陷崇祯自缢而亡后，大明帝国在北京整套权力机构土崩瓦解，原本虚衔虚职的南京各级官员，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帝国新的权力中枢，南京留都的兵部尚书，则是整套权力机构的领衔人物，相当于北京的内阁首辅。

史可法其时正是南京留都的兵部尚书，成为了危急关头决定帝国前途和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此时摆在史可法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从皇室宗亲中选立新的皇帝，以安军心民心，保持帝国的正常运转。

新皇帝的人选，颇费周折。由于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按照皇室血统的亲近程度，只能从崇祯祖父明神宗朱翊钧的儿子和孙子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以及神宗兄弟的儿子潞王朱常淓中选择。

按照血统亲近程度以及“兄终弟及”的传统惯例，迎立福王最无可争论也最能服众。在此帝国存亡的紧急关头，手握迎立大权的史可法，本当果断决策，一锤定音，安定人心。

但此时的史可法却表现的毫无魄力，首鼠两端，瞻前顾后，一会儿迎合东林党人打算迎立潞王，一会儿又想折中各方利益迎立桂王，最后却被凤阳总督马士英赢得先机，联合凤阳守备太监卢德九，以及江北四镇总兵，迎立了福王登基，是为弘光皇帝。

史可法的严重失策，直接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一心为国为公的史可法，被排挤出了权力决策中心，不得已只得外出督师，心中只有私利的小人马士英掌握朝政大权，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其二，江北四镇总兵因迎立有功，嚣张跋扈，尾大不掉，直接造成了藩镇自行事，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朝廷意志，最终被清军各个击破，或投降或战死，直接导致了南明的迅速灭亡。

作为南明一朝第一位皇帝，朱由崧本应快速凝聚人心、稳定军心，任用贤能，统一朝廷意志，不求任内北进中原，光复旧河山，至少应该站稳江南，稳住江淮，挫败清军兵锋，为后来之君养精蓄锐、力图中原创造条件。但他仅坚持了两年，便葬送了大好形势，自己也沦为清军的阶下囚。

朱由崧的主要责任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没有帝王之才，却觊觎帝位。当史可法等人正在筹谋迎立桂王之际，自知可能无缘帝位的朱由崧，主动出击，在太监卢九德的撺掇之下，寻求江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名军阀的支持，之后虽取帝位，但江北四镇因拥立之功，目无朝廷，飞扬跋扈，形成了南明一朝武将专横，不听王命，无视国家，只求私人功利的格局。

其二，南京称帝之后，以个人喜好，排挤打压清廉正直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宠信拥立有功的小人马士英，让其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朝中难已立足，不得已自请过江前往江淮督军，朝廷军政大权尽落马士英之手。

马士英无才无德无威望，拥兵数十万坐镇武昌的左良玉，率军顺江而下直逼南京“清君侧”，矛头直指马士英，进一步激化南明内部矛盾，将本就捉襟见肘的军力，消耗在内斗之中。这一切的根源，皆因朱由崧贪图帝位而起。

大清的平西王吴三桂，亲手缢死了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他是南明的终结者。

更严重的是，如果不是吴三桂开关投降，清军短期根本无法入关，大清与大顺将在长城一线对峙，清军则完全接触不到南明的军队，李自成也将无力全心进攻南明政权，南明将获得可贵的战略缓冲期，收复人心，恢复元气，长期盘踞江南，偏安一隅完全有可能的。

崇祯、史可法、弘光、吴三桂四人，或无眼光，或无能力，或无魄力，或投降于敌，是条件远好于南宋和东晋的南明，快速覆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