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的边将数不胜数，为什么偏偏是安禄山站在风口上飞了起来？

其中一个原因，是胡人身份起了作用。

天宝年间，权相李林甫为了防止边帅入朝为相跟自己“抢饭碗”，就向唐玄宗建议，在边防重用胡人将领——“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李林甫说，之前常以文人为边帅，他们打仗怯懦，不如武将，如果与四夷干架，还是要靠武将。武将中最好用的当然是蕃将，他们生性强悍，骁勇善战，若加以安抚，必定会誓死效忠。

当然，对李林甫本人最有利的，是这些人一般不会与他争夺相位。

唐玄宗同意李林甫这一主张，提拔了高仙芝、哥舒翰等威震边关的蕃将，也为安史之乱的爆发留下深深的隐患——借此政策上位的，就有野心勃勃的安禄山与史思明。

▲唐玄宗画像。图源：网络

安禄山本是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没有姓氏，原名轧荦山，有“斗战神”“光明之神”的意思。他的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人的女巫，他的父亲是谁，史书没有明文记载。后来其母改嫁，轧荦山才改名安禄山。

荣新江教授考证，安禄山很可能是其母亲与别人私通所生，而这个人是出身昭武九姓的粟特人。粟特人以经商为业，足迹遍布东西方，与各族人多有交往。安禄山也有类似天赋，史载，他精通九种蕃语，从小就擅长与人打交道，因此做了诸蕃互市牙郎，在边地市场做中介谋生。

战争，给了这个胡人野蛮生长的土壤。

安禄山熟悉山川形势，了解风土人情，不仅做生意在行，也适合从军，于是转行投入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帐下，当了“捉生将”——这是一种专门抓获俘虏的低级军官。当兵之后，安禄山的业务能力非同一般，经常带三五骑出去，俘虏数十契丹人而归，靠军功不断升官。张守珪对其大加赞赏，并收他为养子。

在此期间，安禄山认识了史思明。

除了体重不一样，史思明就像是另一个安禄山。他与安禄山同岁，也是营州杂胡，做过互市郎，且同样阴险狡诈。

史思明早年因负债逃亡，被奚人俘虏，却临危不惧，假装成唐朝的和亲使，对奚人说，你们如果杀了我，一定会招来大祸。之后，他见了奚人首领，长揖不拜，傲慢地说：“天子使见小国君不拜，礼也。”奚人虽然对他痛恨不已，却信以为真，不敢得罪，还派了数百人随史思明入朝。史思明想到一条毒计，决定用这几百条人命将功赎罪。到了平卢，他暗中派人向唐军通报消息，将这些奚人迎入馆舍，随后坑杀。

张守珪得知此事后，也将史思明当作人才，升为将军。安、史二人自此开始，当了多年的同事。

有一次，安禄山率领史思明等人进攻契丹，昼夜行军，路遇大雨，被契丹人痛扁了一顿，几乎全军覆没，安禄山自己带着麾下20骑逃脱，马鞍中箭，鞋也丢了。安禄山难掩怨愤，将责任归罪于两名部下，将他们斩首。史思明此时却机智地躲了起来，他担心安禄山怪罪于他，暂时不去相见，逃入山谷20天，收集散卒700人。

等到安禄山窘迫之际，史思明才带着这支军队去见安禄山。此时安禄山如久旱逢甘霖，拉着史思明说，有你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安禄山走远后，史思明才对别人说：“我要是早几日回来，恐怕也要被杀头了。”

与老朋友史思明一样，安禄山也极其擅长察言观色，为了加官进爵不择手段。每次朝中派使者到边地，安禄山都加以贿赂，请他们在玄宗面前美言几句，刷刷存在感。这一方法颇有成效，经过别人的吹捧，唐玄宗也听说了安禄山这么一个“忠臣良将”，对他多次提拔，到了天宝元年（742），任命安禄山为平卢（治营州，今辽宁朝阳）节度使。早年漂泊无依的杂胡安禄山，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

为了接近唐玄宗，安禄山不断为自己塑造好口碑，甚至以欺骗手段伪造战功。他在边界制造事端，挑起战争，迫使奚与契丹杀了唐朝和亲嫁过去的宗室之女后起兵叛唐。安禄山出兵讨伐，还向唐玄宗邀功，上书说自己在行军途中梦见了先朝名将李靖、李勣向自己求食，于是为他们立庙，祭奠时庙堂上还出现了灵芝草，这是吉兆。

此外，安禄山几次诱骗契丹与奚人贵族聚会，然后用毒酒将他们灌醉，取其酋长之首送到长安报功，并将其余俘虏坑杀。边境的契丹和奚族百姓被俘后有的被安禄山送到长安，有的作为他的战俘。史书记载，仅天宝九载（750），安禄山就向玄宗献上俘虏8000多人。这些无辜的百姓，沦为他满足玄宗骄奢之心的工具。这就是安禄山的升迁之道。

这个威震一方的野心家，在唐玄宗面前却表现得像个憨直的胖子。天宝二年（743），他以平卢节度使的身份第一次入朝拜见皇帝，就将拍马屁的本领发挥到极致。

他对玄宗说，去年营州闹蝗灾，臣焚香对天祷告，我若心术不正，愿蝗虫吃我的心；若体谅臣一片忠心，就让蝗虫散尽。臣刚祷告完，北方就飞来一群鸟，将蝗虫吃光了。这段话明显是在吹牛，可唐玄宗听了大喜，第二年让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

天宝六载（747），安禄山再次觐见皇帝。他体型异常肥硕，坐下来腹部压到膝盖上，站起来行走也不方便，进京时沿途驿站的马都驮不动他，可他在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特别灵活，乃至迅疾如风。

唐玄宗欣赏安禄山的表演，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你这胡人肚子这么大，都装些什么啊？”

安禄山答，别无他物，都是赤胆忠心。

唐玄宗十分高兴，又让他拜见太子李亨。安禄山愣着不动，说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太子就是储君，朕千秋万岁之后，他就是天下之主。

安禄山再次装傻，跪下来说，臣愚笨，向来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

玄宗听了还是大喜，更加中意这个大胖子。但安禄山的举动显然是在表演。安禄山为官多年，岂会不懂朝仪，他明白皇帝最怕边将与太子结党，此前王忠嗣的冤案就是证明，才这样装疯卖傻。

这一年，唐玄宗已经年逾花甲，身体不大如前，精神愈发颓靡。安禄山看出皇帝对年事已高的忧虑，在宴会上虚伪地表示：“臣蕃戎贱臣，受荣宠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

为了换取玄宗信任，安禄山奴颜婢膝，竟然拜小自己16岁的杨贵妃为母。每一次进京，看到玄宗与杨贵妃在一起，他都是先拜见贵妃，再拜玄宗。唐玄宗问，这是何故？安禄山说：“胡人先母而后父。”

天宝十载（751），安禄山过生日，年轻的杨贵妃将肥胖的“禄儿”召进宫，给他做“洗三朝礼”（民间生子第三日，给孩子洗澡的风俗），之后用锦绣做成一个大襁褓，把安禄山像小孩子一样裹起来，让宫人用彩车把他抬起来嬉笑玩耍。玄宗听说此事后，亲往观看，当场就被逗乐了，并赐给安禄山大量财物。

稗官野史多流传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绯闻，实则经不起推敲，因为，他们之间的接触都是在玄宗眼皮底下发生的。

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母子关系”为玄宗所认可，这不过是满足帝王戏弄臣子的虚荣心，也是安禄山取信玄宗的手段。杨贵妃乐于与安禄山扮演这些滑稽剧，应该也是在弥补自己的遗憾，她虽然得宠，膝下却无一儿半女，因此才拿安禄山取乐。

随着安禄山地位愈发突出，唐玄宗对他的优待也逐渐增多。唐玄宗常去华清宫，为了方便见安禄山，就在华清宫所在的昭应县（今陕西西安临潼区）和长安的亲仁坊为安禄山修建了豪宅，并特地下诏要求新宅“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建成后更是大肆庆贺。

尽管如此，玄宗还担心被安禄山吐槽不够排场，对受命前去赐物的宦官说：“胡（安禄山）眼大，勿令笑我。”

▲唐玄宗与安禄山。图源：《妖猫传》剧照

回看安禄山在河北起家坐大的历程，就不得不讲到当时大唐面对的东北亚“敌人”——契丹和奚。正是这两个源出东胡的少数民族在东北一隅频繁对帝国进行骚扰侵袭，才使朝廷决定设置节度予以军事钳制。

唐朝的军事制度一开始是以府兵制结合“命将出师”的形式，平时地方维持着小规模的军事力量，边防地区的镇戍任务主要由中央募派的健儿和府兵承担，遇到重大战争便临时任命行军总管、大总管等将领调用若干府兵，组成兵团统一作战，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对朝廷来说，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一来可以集兵权于中央，二来可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起到“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的作用。但这样做的另一重结果也显露无遗，那就是府兵背井离乡，兵将互不熟悉，彼此都不愿卖力，导致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

在此背景下，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发生了契丹、奚叛乱事件。

奚、契丹在唐太宗时内附唐朝，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曾叛唐，被薛仁贵等率军平定。但万岁通天元年（696）复叛，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武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屠吏民数千人”，“河北震动”。在硖石谷之战、东硖石谷之战大败武周军，大将王孝杰坠崖而亡。契丹兵锋直达赵州。此后，武周联合突厥默啜消灭孙万荣，但是奚、契丹倒向了后突厥。

史学家黄永年分析这次叛乱事件时指出，由于都督府的兵力太单薄，控制奚、契丹的第一线据点营州迅速失陷，都督被杀。接着朝廷仍以“命将出师”的形式三度兴师讨伐，所调用的部队包括河东、关内、河南、陇右四道八个折冲府的府兵。但府兵此时已丧失战斗力，其他加入战斗者又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加之远道赴救，地理不熟，武三思、武攸宜、武懿宗等行军大总管都是不谙军事的贵戚，这导致虽然唐军在兵力上远超奚和契丹，但几乎还是每战必败，名将王孝杰甚至堕谷殒命。最后要不是突厥突袭契丹后方，奚又和契丹携贰，从而侥幸取胜，事情将弄得不知如何收拾。改革军事制度以安定边陲，就此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黄永年认为，设置节度使便是唐朝军事制度改革的开始，期间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把原来行军大总管的权力转移给边防军事长官，出现了在军事上比都督等权力大得多的节度使；第二阶段，把所管地区甚至扩大到整个一道的地方行政和财赋大权都逐步集中到节度使手中，使节度使成为一道或一个大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至开元初期，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等从东北到西南一线完成了节度使的设置，构建起影响深远的一道军事防线。由此形成了边镇有兵而中原无兵（除少量禁军）的局面，为节度使拥兵自重创造了“历史机遇”。

开元二十二年（734），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两度率兵大破契丹，彰显了唐朝军事改革在守边御敌方面的成效。原本面对契丹和奚的侵扰只能侥幸惨胜的唐朝，此时在东北亚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安禄山、史思明正是此时被张守珪收入麾下，以击讨奚、契丹起家。

张守珪之后，幽州节度使的人选几经更迭。天宝元年（742）十月，幽州节度使更名为范阳节度使，同年，安禄山出任平卢节度使。一年半后，天宝三载（744）三月，安禄山出任范阳节度使，一人身兼两军节度使，成为帝国最有实权的边将之一。

历史上，幽州地区始终没有放弃向帝国中心进击的尝试。历史学者宁欣指出，幽州地区的地理位置有三大特征：首先，它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过渡、转换区，使得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民族构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其次，以幽州为中心形成向外辐射的交通线，是东北亚大区域的主要交通干线和贸易中心枢纽；最后，幽州地区是北方民族南下大通道的东缘，是东北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也是中亚民族沿草原边缘两侧向河北、东北地区流徙、进而南下的主要聚居区，在整个东北亚局势变幻中，幽州的得失与倾向至关重要。

唐幽州城仿照当时都城长安改建，城内有繁华的坊市，街道呈棋盘状，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此地由此成为安禄山的大本营，也是他日后起兵反唐的根据地。

天宝十一载（752），已经身兼平卢、范阳、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同时入朝觐见。

此二人皆为蕃将，由于哥舒翰是突厥人，安禄山见了他就套近乎说：“我的母亲是突厥人，您的父亲是突厥人，我们是同族呀，为何不能当朋友？”

哥舒翰却说了句颇有内涵的话：“古人云，狐狸对着洞穴嗥叫，乃不祥之兆。这是因为，狐狸忘本。兄弟这么看得起我，我怎敢不尽心呢？”前两句话，哥舒翰将安禄山这个胡人比作忘恩负义的狐狸。

安禄山听出来了，当即怒骂哥舒翰：“你这突厥人，竟敢如此放肆！”

哥舒翰也不甘示弱，立马翻脸，幸好高力士在旁及时劝架，才没让他们打起来。

史书记载此事，是说哥舒翰与安禄山之间私怨加深。实际上，作为东部藩镇首领的安禄山，与西部藩镇首领哥舒翰早已势如水火，而这正是出于唐玄宗的策略。

唐玄宗心怀“吞四夷之志”，在位时四方战事不断，其中比较有威胁的是东部的奚、契丹与西部的突厥、吐蕃等。杜佑的《通典》记载了天宝元年（742）帝国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的势力范围与兵力情况，详情如下：

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

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

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

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

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岚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

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

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廊、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

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隽、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万九百人。

岭南五府经略，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兵万五千四百人。

其中，兵力在五万以上的大镇有河西、朔方、河东、范阳、陇右五个，基本分属西北和东北部，这跟帝国在这两个方向受到的外族侵扰压力是对应的。

起初，唐玄宗的边防策略偏重于西边，西部边境几乎到了无岁不战的惨烈境地。天宝五载（746），年仅40岁的王忠嗣身兼河西及陇右节度使，“配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成为唐朝开国以来掌握兵权最大的将领，在西部战争中屡立大功。此时，西部藩镇的势力达到顶峰，明显强于东部藩镇。

西部藩镇坐大后，却引起了唐玄宗的警惕。尤其是西北各镇与太子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忠嗣本人就是太子的至交好友，后来在安史之乱中，李亨也是在西北军的支持下到灵武即位。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为了削弱太子一党，向玄宗诬告说，王忠嗣多次声称与太子是互相信赖的好朋友，意图尊奉太子为皇帝。

唐玄宗对权力的欲望一向强烈，绝对不允许太子势力膨胀，他在盛怒之下将王忠嗣罢免，并有意扶持东部藩镇，使其对西部藩镇形成制约。安禄山凭借这一时机平步青云，掌握东部藩镇集团的领导权，到了天宝十载（751），占据军事重镇的河东节度使被唐玄宗划给了东部藩镇，安禄山又多了五万五千人的兵力。

另一边，西部藩镇在王忠嗣被贬去世后分裂成两大集团——安思顺（朔方）和哥舒翰（河西、陇右），这两人素来不和，之后渐行渐远。

这样，安禄山所统的范阳、平卢、河东“东北三师”，与哥舒翰所统的河西、陇右“西方二师”，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军事集团。就如杜佑《通典》所说的，“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平叛主要依靠西北兵，包括朔方、河陇、安西、北庭的军队，去对抗安史集团的东北兵。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史之乱实质上是帝国“二统”即东西部藩镇的斗争。

▲唐朝疆域图（开元二十九年）。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时间暂时拨回安史之乱爆发的19年前，开元二十四年（736），关于如何处置一个有罪的边将，唐玄宗与朝中大臣产生了分歧。

这年三月，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的部下安禄山在与契丹、奚人作战时轻敌冒进，遭遇大败。张守珪本要以军法将其斩首，安禄山大呼求饶：“您不是要灭了契丹和奚人吗？为何要杀我？”张守珪爱惜其才，于是改变主意，将他押解到京城，听候发落。宰相张九龄看了报告，认为军令如山，必须处死安禄山，但唐玄宗有些犹豫。

于是，张九龄跟唐玄宗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春秋时，司马穰苴被齐景公拜为大将，齐国大臣庄贾为其监军。庄贾身为权贵，一向恃宠而骄，到军营时故意迟到，违反了军令，司马穰苴丝毫不给面子，将他斩首。另一个故事是，吴王阖闾重用孙武，派出宫中美女180人命他训练，其中吴王宠姬二人为队长。演习时，孙武见美女们嬉戏如常，尤其是两个队长没做好表率，便杀了这两个宠姬。

唐玄宗听到这儿，却依旧认为安禄山是个人才，可免于一死。

张九龄急了，我这故事不就白讲了吗？他再次据理力争：“安禄山违抗军令，兵败丧师，依法不可不诛！”

史载，张九龄还说出了一句惊人预言：“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唐玄宗不为所动，坚持己见，让安禄山躲过一次杀身之祸，为多年后那场席卷天下的大动乱埋下了祸根。

而这并不是唐玄宗最后一次错失杀掉安禄山的机会。时间来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当时的宰相是杨贵妃的族兄、取代李林甫的杨国忠。杨国忠也是一个靠投机取巧、陷害他人走上权力之巅的小人，不是什么好鸟，但正是出于对权位的看重，他将安禄山当成了政敌，而且经常向唐玄宗反映安禄山将会阴谋叛乱。

天宝十三载（754），安史之乱前一年，杨国忠再次向唐玄宗进言，安禄山一定会造反，陛下不信可以召见他，他肯定不来。但这一次，安禄山还是来了。一见到唐玄宗，安禄山就对杨国忠展开反击，哭诉道：“臣本胡人，得到陛下提拔重用，累居节度使等职，所受恩遇超过常人。杨国忠嫉贤妒能，想谋害臣，臣恐怕命不久矣！”

唐玄宗先是对安禄山赏赐巨万，进行安抚，之后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决定——命翰林院供奉起草诏书，欲使安禄山为宰相。此举有两个后果，一是削弱杨国忠的权力，二是对安禄山明升暗降，让他入朝为官。

杨国忠却坚决反对，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四方夷狄都会轻视大唐。”唐玄宗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命安禄山回范阳，临行前解御衣相赠，并派高力士到长乐坡（今陕西西安东郊）为其饯行。

事后，唐玄宗问高力士：“安禄山表现如何？”

高力士说：“看他一副不太满意的样子，必是知道陛下要任命他为宰相却受到劝阻。”

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激化，已经使叛乱箭在弦上，可唐玄宗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他还天真地以为，内有宰相，外有武将，自己坐享其成即可。他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

安禄山却感觉到危机的来临。这是他最后一次告别玄宗回到范阳。之后，他一方面继续迷惑朝廷，多次谎称打败契丹、奚人，另一方面，对长安来的使者避而不见，甚至不顾君臣之礼。唐玄宗还是对杨国忠等人说，安禄山必无异志，东北二虏全靠他震慑，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

天宝十四载（755）三月，朝廷的使者裴士淹到达范阳，被严加看管20多天才见到安禄山。裴士淹见对方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内心惊恐，只是宣读了诏书就匆匆回京。

回到长安，裴士淹见玄宗对安禄山的一片“忠心”仍然坚信不疑，也不敢将实情上报。

六月，安禄山之子安庆宗要在长安迎娶宗室女荣义郡主，唐玄宗亲自下诏要安禄山进京观礼，安禄山却称病未往。

仅仅过了一个月，安禄山请求由22名蕃将率领6900名士兵到长安献马3000匹，一下子就派了近7000人进京，这显然不是一般的进献。

史书认为，安禄山“欲袭长安”。

这一次，唐玄宗终于有所警觉，他派宦官冯神威携手诏到范阳，向安禄山发出最后的邀请。唐玄宗在诏书中说：“朕为卿在华清宫新作了一处温泉浴池。”

此时，阴谋已经暴露在阳光下，安禄山以睥睨之态坐着，不愿挪动肥硕的身躯，只是轻描淡写问了一声：“圣人安稳。”紧接着，他冷冷地说道：“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热诣京师。”

冯神威还来不及说话，就被人拖了下去，数日后遣返长安。回到京城后，他哭哭啼啼地对玄宗说：“我差点儿就无法回来见陛下了。”

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唐玄宗紧急处置了在京的安禄山一党，但为时已晚。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发动所部兵与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共15万人，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率军大举南下，留下史思明镇守河北。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动乱就此爆发。

安禄山兵马南下时，蓟城的一个老人向他进谏道，师出无名，注定是会失败的。为了安抚河北民心，安禄山特地派人回答他：“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利主宁邦，正在今日，何惮之乎？”

马蹄南去，狼烟升起，只留下老弱妇孺议论纷纷。老人未曾见过范阳的兵马向南而去，也没有见过大唐遭遇如此浩劫。史载，安史叛军“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戏杀之”。

不久后，安禄山攻取洛阳，建国称帝。次年（756）六月，安史叛军攻陷了长安。

吊诡的是，这名盛世的破坏者很快就死于醉生梦死之中，至德二载（757）正月被谋士严庄、儿子安庆绪与亲信宦官李猪儿等合伙刺杀，仓促谢幕。

但安史之乱还在继续。

▲安史之乱前期形势图。图源：最爱历史制图

安史之乱爆发后，正巧名将封常清入朝拜见皇帝。皇帝问他：“安禄山反叛，谁可以征讨？

”封常清主动请缨，表示将赶赴洛阳，招募骁勇之兵，拿下安禄山的人头。玄宗大悦，遂以封常清为范阳节度使，募兵东讨。

同时，玄宗任命另一位名将高仙芝为元帅，边令诚为监军，继封常清之后出潼关讨贼。

多年以前，高仙芝还是一位没什么名气的将领，封常清是他的部下，边令诚是他的监军。三人在西域相识，共同经历了一次长途奔袭的战役。那场战役之后，高仙芝取得大胜，名扬天下；封常清辅弼主将，多有战功；边令诚向皇帝宣扬战果，使高仙芝升任节度使。安史之乱爆发后，三人再度相逢，可是一切都变了。

封常清在洛阳招募的都是些市井之徒，根本无法抵抗安禄山的“渔阳突骑之师”。数败之后，他西奔至陕郡，路遇高仙芝。他知道自己轻敌，才会遭致大败，于是告诉高仙芝战况，劝说其退守潼关。

高仙芝、封常清到达潼关之后，玄宗因封常清战败，削其官爵，让他以平民身份在军中效力。高仙芝不愿埋没其才华，不惜违抗君命，让封常清穿着黑衣，巡视军队。

封常清虽被撤职，依然向皇帝上书，希望能够得到一个面圣的机会，进献讨贼之策。但他派遣的使者从来没有得到皇帝的接见。虽然长安近在眼前，封常清却发现他离皇帝隔了十万八千里。

同样产生这种感觉的，还有高仙芝。当时，得宠于天子的边令诚变得飞扬跋扈，对军务指手画脚。高仙芝治军严格，自然不可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在西域大小战役，从来都是专断独行，怎么到了关中，就感觉处处掣肘。他不相信，一个数次立过大功的将军，还会比不过一个小小的监军吗？

但在玄宗心里，将军还真比不过宦官。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很早就开始宠幸内臣，委国务于宰相。边令诚借皇帝之威，越发骄纵，想要夺取军权，主帅不听话，他就进构谗言，歪曲事实，将个人喜恶夹杂其中，最终激怒玄宗要拿高、封二人开刀。

其实，从高仙芝、封常清踏入京城那一刻起，他们就进入了一个由皇帝、宰相、宦官、群臣之间互相牵扯的关系网。在西域，很容易就可以分清敌人，只要有能力就能崭露头角；而在长安，处处都是朋友，处处也都是敌人，必须得隐藏自己的锋芒。

退守潼关虽暂时无法消灭叛军，但至少保障了唐朝的一息尚存。可在皇帝看来，退守就是失败，失败就要有人担责。

一天，驻守潼关的高仙芝外出回来，看到了一幅杀气腾腾的画面：边令诚手拿敕书，面容阴鸷，背后站着一百多名陌刀手，他的身前有一张草席，上面躺着封常清的尸体。

临死之前，封常清表现得十分坦然，因为他早就抱了赴死之心。他拿出早早就写好、却一直无法上达天听的《谢死表》，托边令诚之手交给皇帝。在表中，他希望玄宗能够将自己斩首，以谢诸将；也希望能够得到玄宗的亲问，制定讨贼的方略。他对边令诚说：“讨逆无效，死乃甘心。”

看到封常清的结局，高仙芝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这时，边令诚开口说话了：“对于御史大夫（即高仙芝），皇上也有诏命。”随即，便把高仙芝的罪状念了一通，什么畏战退兵、克扣军粮、动摇军心等等。

听到这里，高仙芝知道，定然是边令诚在皇帝面前给他罗织了这些罪名，于是他喊冤道：“我退兵是有罪，虽死不敢推辞。可是说我克扣士兵赏赐和军粮，这是诬蔑！”接着，他对着边令诚说：“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在此，你难道不知道吗？”

明知是小人作祟，毕竟圣命难违，高仙芝只有赴死。行刑前，他看着封常清的尸体感慨道：“你是我提拔的，又接替我当节度使，今天我和你一起死在这里，这难道就是命吗？”随后，高仙芝被诛。

一日之间，两位名将身死，自毁长城莫过于此。

在帝国“二统”中，封常清和高仙芝都属于西方系统的名将，其才智不在安禄山等东北将领之下，之所以会战败，黄永年分析指出，封常清是临时来朝，虽系现任安西节度，并没有带作战部队，只凭召募“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流”；高仙芝只是前任安西节度，这时在长安任右羽林大将军，手里更没有可用的野战军。然而，即便临时拼凑的军队不给力，封常清还能在洛阳打几次硬仗，高仙芝还能退守潼关，说明已尽了极大的努力，因此边令诚冤杀他们时，二人手下的兵“齐呼曰枉”。

杀了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唐玄宗起用在京养病的老将哥舒翰。此前，哥舒翰曾“统西方二师”，后因中风导致昏迷，许久才苏醒过来，所以在长安养病。这时，玄宗任命他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统帅赶到长安的河西、陇右等大军，合计二十万兵力守卫潼关。哥舒翰推说因病无法管事，但玄宗不听他的。于是，军队开始出发东行，恰巧先锋的大旗碰到城门上，主帅标志掉到地上，旗杆折断了，众人皆认为是不祥之兆。

当时唐朝的战略是双线并进，一线以哥舒翰率河西、陇右主力扼守潼关，另一线以郭子仪的朔方军进逼安禄山的后方河东与河北。但就在郭子仪进逼安禄山老巢捷报频传之时，潼关一线却出了乱子——内部权斗。

有部下劝哥舒翰说，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的理由起兵，现在若杀死杨国忠就能平息战乱，这是西汉挫败七国叛乱的办法。部将王思礼也如此劝哥舒翰。但哥舒翰犹豫而没有出手，导致这一计谋慢慢泄露。

杨国忠得知后大惊，便进宫求见唐玄宗，以保卫京城为由说服玄宗招募了三千精兵，日夜训练。杨国忠自己又招募了一万兵力驻扎在灞上，派心腹杜乾运任主帅。

这样，哥舒翰反过来怀疑杨国忠要算计自己，遂上奏请求将杜乾运的军队划归他统率，并假托召杜乾运前来商量事情。杜乾运到达哥舒翰的军营来后，哥舒翰立即将其斩首示众，顺理成章吞并了其军队。杨国忠更害怕了，整天担心哥舒翰对自己下手，所以谋划着怎么除掉他。

另一边，安史叛军将领崔乾祐驻扎在陕郡，潜锋蓄锐，只布置一点弱兵来引诱哥舒翰进攻。间谍据此向唐玄宗报告说：“叛军没有防备，可以进攻。”唐玄宗相信了，下诏命哥舒翰进兵讨伐。

哥舒翰说：“这是引诱我们出兵的计谋。叛军从远处来，速战对他们有利。而我们只应坚守，不应轻率出关，跟他们熬，这才是上策。”

谁知杨国忠跳出来，屡次劝唐玄宗催促哥舒翰出潼关收复陕州、洛阳。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得知情况，极力请求令哥舒翰固守潼关不要出兵：“现在叛军用全部精兵南攻宛丘、洛阳，而用剩余的军队守卫幽州，我们直攻幽州，捣毁其巢穴，抓获叛军亲属用于招降叛军，安禄山的头就可到手。如果哥舒翰的军队出了潼关，京城出问题，天下就危险了。”

关键时刻，唐玄宗还是选择听了杨国忠的话，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派使者催促哥舒翰出兵，一个使者接着一个。

被逼得没有办法的哥舒翰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四日，大哭着率军出了潼关，驻扎在灵宝县（今河南灵宝）的西原，与崔乾祐会战。《旧唐书·哥舒翰传》记载：

“午后东风急，（崔）乾祐以草车数十乘纵火焚之，烟焰亘天，将士掩面，开目不得，因为凶徒所乘，王师自相排挤坠于河。其后者见前军陷败，悉溃，填委于河，死者数万人。号叫之声振天地，缚器械，以枪为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军既败，（哥舒）翰与数百骑驰而西归，为火拔归仁执降于贼。”

最终，唐军死伤无数，活着的则丢盔弃甲逃回关内。哥舒翰本想召集失散的士兵再守潼关，却被老部下火拔归仁骗出关外，抓住后投降了叛军。这个曾经被歌颂为“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帝国老将，被戴上刑具，送到了叛军占领的洛阳。第二年，唐军收复洛阳后，哥舒翰被安庆绪杀害。这是后话。

而唐朝需要马上面对潼关失陷的严重后果，一个是哥舒翰所统的西方二师溃亡后，朝廷所能依赖的军事力量便只剩下朔方军了；另一个是长安岌岌可危，皇帝准备出逃了。

▲唐玄宗出逃被《明皇幸蜀图》隐晦地记录下来。 图源：网络

哥舒翰二十万大军灵宝溃败、潼关失守的消息传来，唐玄宗李隆基迎来了生命中黑暗的一天。

宰相杨国忠怕皇帝追究其鼓动哥舒翰出关的责任，于是先甩锅说，这十年来，不断有人跟陛下报告安禄山要造反，您就是不信。言外之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可不是我的错。紧接着，他替玄宗想好了后路，咱们尽快逃离长安，去蜀地避避风头吧。

这要是年轻时的李隆基，可能就亲临前线和安史叛军搏命去了，可年逾古稀的他，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劲头。人年纪越大，往往越惜命。他听了杨国忠的话，悄悄转移到长安城北边的禁苑，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备好九百匹战马待命。

几天后，东方泛白，晨雾飘渺，玄宗带着杨贵妃、太子李亨以及其他妃嫔、皇子、公主，还有宰相杨国忠、宦官高力士等人从禁苑的西门逃出了长安城。城里的达官贵人和老百姓到了早上才发现自己被皇帝抛弃，顿时乱作一团。

玄宗一行人出长安城，奔波了一上午，到达咸阳望贤宫，派人通报当地官员安排食宿。等半天没人出来接驾，原来地方官一听说安史叛军来势汹汹，早就跑路了。众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停在原地一筹莫展。杨国忠偷偷给玄宗带了几个胡饼，让他先垫垫肚子，其他人却还饥肠辘辘。

此时，皇帝的大队人马吸引了一帮围观群众。玄宗放下架子问他们：“你们家有饭吗？不管粗细，只管拿来。”

关中的老百姓当然希望唐室早日平叛，自己也能过上太平日子，于是箪食壶浆，献上食物。皇室成员、王公大臣饥不择食，看到老百姓送来的粗粮，争相用手抓着吃。大家看皇帝一家都这么惨了，忍不住哭泣，唐玄宗也掩面而泣。

皇帝和百姓这样抱团一起哭的场面难得一见，更罕见的是，这时来了一个叫郭从谨的老汉，他走到玄宗身边，直言不讳道：“安禄山包藏祸心，已非一日，以前有人向朝廷告其逆迹，陛下却不信，致使他阴谋得逞，陛下流离失所。我还记得宋璟为相时，每进直言，天下太平。在那之后，大臣们却忌讳直言，一味阿谀奉承，故宫外之事，陛下一概不知。我等在野之人，早就知道会有今天，但宫闱森严，无法上达天听。事不至此，我又怎能当面向陛下痛诉？”

这位老人家，靠着这一段肺腑之言被载入史书。若不是安史之乱让他与唐玄宗在咸阳相遇，玄宗恐怕永远听不到这些话，也见不到这些平凡的老百姓。一人之下，皆是蚍蜉，他们共同成就了一个盛世，却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玄宗听完郭老汉的话，惭愧地说：“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

随后，玄宗与父老乡亲告别，一路向西走，来到兴平县的马嵬驿。在这里，玄宗将失去自己心爱的杨贵妃。

一行人狼狈赶路，疲惫不堪，禁军将士早已急了眼，骚动情绪越来越强烈。这些禁军都是长安人，将一家老小留在家中，自己跟着皇帝大老远跑去蜀地，本来就不乐意。更何况，在他们看来，安禄山不就是杨国忠逼反的吗？潼关失守不就是因为杨国忠催促哥舒翰盲目出战吗？愤怒的将士们恨不得杀了杨国忠泄愤，于是场面逐渐失控。

禁军首领陈玄礼担任护卫多年，经验老道，深知若无法安抚将士们的情绪，将引发哗变。然而，诛杀宰相这么大件事肯定需要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支持，这里除了玄宗，平时最有话语权的就是杨国忠本人了。

突然，陈玄礼转念一想，不对，还有一个人——太子李亨。

▲一度生活在恐惧中的太子。图源：影视剧照

安史之乱爆发时，45岁的李亨已经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子。二十年来，李亨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当初他之所以被立为太子，是因前任太子李瑛遭武惠妃诬陷，与另外两个兄弟被玄宗赐死。李亨这太子之位坐得一点儿都不安稳，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先后对其处处打压，太子党的李适之、韦坚、王忠嗣等文臣武将被一一翦除，此外还要忍受父亲的猜忌，整日提心吊胆。

当时，护卫唐玄宗的禁军分为两大部分，除了陈玄礼率领的左右龙武军外，太子李亨手里还有一支禁军精锐——飞龙禁军。太子的两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也在队伍中“典亲兵扈从”。因此，陈玄礼立即通过与飞龙军有特殊关系的宦官李辅国，找到太子李亨，让其决断是否杀杨国忠。

李亨早已养成谨小慎微的性格，史书记载，“太子未决”。

但在这节骨眼上，不反对就是赞成。

陈玄礼遂召集将士，给杨国忠安上“谋反”的罪名，带兵将他处死。据唐人姚汝能所著《安禄山事迹》记载，为首的是骑士张小敬，他“先射国忠落马”，众将士才一拥而上。杨国忠的儿子，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都死于乱兵之中，虢国夫人出逃到半路被追杀，自刎而死。情绪失控的将士们甚至把杨国忠大卸八块，用枪挑起他的首级，悬挂在驿站门外示众。

唐玄宗一听事态紧急，赶紧拄着拐杖走出驿门，慰劳将士，劝他们各自归队。将士们一动不动，杀气腾腾。玄宗慌了，让高力士去问将士们还有何要求。将士们齐声说：“贼本尚在。”

陈玄礼向玄宗解释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杨国忠因贵妃得宠而受到重用，将士们一定要将她斩草除根。

玄宗愣住了，缓缓说：“朕当自处之。”

大臣韦谔见唐玄宗犹豫不决，上前连着磕了几个头，血流满面，劝谏道：“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

唐玄宗还是不忍心，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

此时，侍奉玄宗多年的高力士也说话了：“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高力士不愧是宫里的老干部，这番话切中要害。如果不杀贵妃，将士们恐怕连玄宗都不放过。

唐玄宗爱杨贵妃，但他更爱自己的生命和皇位。这一刻，他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在与杨贵妃诀别后，玄宗痛心地下令将她处死，命人用白绫将爱妃缢死在佛堂前。正如白居易《长恨歌》所写：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杨贵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繁华，遗憾的是，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打碎给人看。事后，高力士命人为贵妃遗体裹上锦衣，放上香囊锦袋，草草埋葬。玄宗将痛彻心扉的记忆留在了马嵬坡，而杨贵妃之死也意味着玄宗权力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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