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历史叙事，西方传教士真善真美，乃至属于“无私的国际义士”，斩波劈浪、不远万里，给明清中国带去众多先进西方科技。

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自然不能盲从盲信，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确带来了一些西方科技，但他们从中国获得的显然更多。从17世纪西方科技大爆发、18世纪“中国热”等可知，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启发与影响甚大，当时主流是“中学西渐”，而不是我们熟知的“西学东渐”。

鲜为人知的是，当时西方传教士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篡改虚构中国历史，对当时中国人来说手段极其隐蔽，最终造成的后果极其恶劣，流传数百年，至今未能消除。关于此事，接下来不妨看看以下两点：

中国文献极其丰富，而且传承有序，想要伪造一段唐宋历史，无疑难如登天，但如果伪造“出土”文物，比如石碑之类，并对应“文献”记载，那么却会相对容易一些，也更能让人相信。以这种手法，西方曾经虚构过一段中国历史。

1615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编写了《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这本书在中国的名称却诡异的称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中提到利玛窦接待开封犹太人。按照此书记载，当时开封已经形成犹太人大社区，居住了大量犹太人，还有一个犹太会堂、—礼拜寺，以及有大量文字材料和经书。

清朝晚期，西方传教士先后轻易的发现了三块碑（中国人死活都没有发现三大碑），即开封犹太人三大碑——弘治碑、正德碑、康熙碑。三碑都讲述犹太人来华定居开封，但弘治碑说始于北宋，正德碑说始于汉代，康熙碑说始于周朝，此外来华规模很大，七十姓氏、至少数百人规模，还曾被北宋皇帝召见，在华时间很长，多次修建犹太清真寺，曾在弘治、正德、康熙时立碑。

然而，开封犹太人在中国声势浩大，竟在史书上毫无踪迹，文人墨客札记只字不提，地方志毫无记载，这不是开玩笑吗！因此，犹太三大碑必是造假无疑，想将犹太历史嫁接到中国历史上，用心极其恶毒。让人无奈的是，如今依然还有不少人对其深信不疑。

更重要的是，先有金尼阁的“开封犹太人”记载，后有犹太人三大碑，出土的石碑似乎印证金尼阁的记载，由此似乎证明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是因为在中国，容易被戳穿，如果换成其他国家的话，那么这种伪造历史的方法会不会被识破？

为了传教，为了证明西方宗教，传教士在中国肆意伪造历史，那么他们在埃及、两河流域等，会不会为了证明“圣经”真实，而伪造一些文物呢？毕竟，西方的“圣经考古学”可是鼎鼎有名，而埃及、中东、两河流域等地区，与圣经关系极为密切。（下图，利玛窦雕像）

对于身在异乡的西方传教士来说，直接篡改中国历史难度很大，但世事无绝对，西方传教士在就曾篡改过中国天文史。

首先，汤若望篡改历史。中科院与中国科技大学三位学者合著的《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论文，考证发现崇祯年间有24次交食，至少10次交食记录被汤若望等删除（显然是删除西法失败的记录，此必有内应配合），因此才有明史中的“西法八战八胜”、碾压中国传统方法。

其次，南怀仁自述造假。南怀仁在自述中得意的说：即便欧洲最顶尖的天文学家，推算与实际观测都会存在巨大的误差，“在中国人把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同天体运动进行比较的这么多年中，竟然没有发现有丝毫的差池！我坚持认为，这是因为神的仁慈掩盖了任何可能的误差。”这不是造假是什么？可笑康熙自诩精通天文，却不知被骗的一塌糊涂。

汤若望与南怀仁能够成功篡改中国历史，具备两个基本优势，即：一方面有信徒的里应外合（上文伪造石碑就必然需要内应，比如碑文写作），一方面清朝防汉政策导致传教士掌控了钦天监，给篡改历史提供了便利。

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可见明清之交的中国古代天文，至少不比西方的差，但在内应配合、清朝自废武功下，后人相信了汤若望等对中国的贬低，从而自认为当时中国天文已经大幅度落后，而需要欧洲天文来“拯救”。更可悲的是，欺骗了中国的汤若望等人，如今却依然被很多国人推崇备至，完全看不到“恶”的一面！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西方传教士出现在哪，哪就出现很多“幺蛾子”，就有很多“重大发现”，在埃及如此、在西亚如此、在中国也如此.......既然在中国虚构历史，那么在其他地方呢？

其次，西方传教士篡改中国历史的种种行为，证实他们的节操与道德堪忧，因此与传教士有关的中国历史，或许都需要重新审视一番，而不能对其盲从盲信。

第三，推崇西方传教士的人，往往潜意识中将其贴上了“先进”、给中国贴上了“落后”的标签，故而百般为其辩护。但以汤若望删除记录、南怀仁造假来看，标签贴的真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