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世界著名的女记者法拉奇来到中国采访邓小平。法拉奇过去采访过多位首脑人物，因为采访风格犀利，文笔尖锐，有时甚至咄咄逼人，让世界上许多领导人避而远之，不愿意接受她的采访。
在采访邓小平时，法拉奇就问了一个火辣辣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听完这个问题，邓小平预感到，法拉奇果然与其他记者不同，问的问题如此地尖锐，但邓小平的回答也不含糊，几句话就把她镇住了。
那么，当时邓小平是怎么回答的呢？法拉奇为何会问这个问题？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剧照）
法拉奇被称为20世纪的采访女王，主要的采访目标是各国的政要，因为风格独特，连基辛格也曾被她弄得下不来台，他曾说过：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法拉奇1929年生于佛罗伦萨，父亲是一个木匠，母亲是一个清洁工，家里靠着父母的微薄收入支撑着，虽然家境贫困，但却买了很多的书，父母的这个行为在他们阶层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柜子里的书很多，法拉奇没事的时候都会将它们拿出来读，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父亲虽然是一个木匠，但却热爱政治，因为反抗墨索里尼的统治而多次被捕入狱，因此法拉奇在10岁就跟着父亲参加革命，帮助抵抗者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逐渐培养出了坚毅的性格。
1943年秋，盟军逐渐取得了优势，派出战机轰炸了佛罗伦萨，法拉奇跟随父母躲进了一个教堂里，炸弹一颗又一颗地不断落下，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落到教堂上面，法拉奇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走了过来，不仅没有安慰，反而抬起手打了她一记耳光，训斥道：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法拉奇从此与眼泪绝缘。
二战结束后，父亲成为了一名英雄，跟随父亲参加革命多年的法拉奇，自然成为了一名小英雄，得到了政府的帮助，重新回到了学校。
法拉奇
不久后，法拉奇就获得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到《意大利中部晨报》做报道员，她的伯父之前曾在这里任职，因为法拉奇从小就读了很多的书，文笔比较好，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正式的记者，每天行走在大街小巷里，搜寻新闻素材。
因为当时意大利的女记者很少，法拉奇深知女记者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比男记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一次次的采访中，法拉奇逐渐养成了单刀直入的性格。
经过十几年的磨练，到60年代中期时，法拉奇已开始向世界新闻平台进军，采访过基辛格、甘地夫人、霍梅尼、卡扎菲等人物，法拉奇每次的采访都不是心血来潮，会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采访的对象，而且她采访的技艺非常地高超，有时还会给被访者设下陷阱，连基辛格都曾栽在她的手上。
她问基辛格：“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
基辛格一脸严肃，摇摇头表示无法回答。
基辛格
但法拉奇却说道：“基辛格博士，如果允许我替您回答的话，您应该是想选择阮文绍与您共进晚餐的，对吗？”
基辛格否认：“不，不，我无法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法拉利紧紧抓住越南问题不放，连续地向基辛格展开“进攻”，最终“迫使”基辛格对越南战争，发表了真实的看法。
继越南战争的问题之后，法拉奇又问道：“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那么您是如何成功的呢？”
当时基辛格已被法拉奇问得乱了阵脚，说道：“我能取得事业成功的秘诀，在于我都是单独行动的……”
这些问题都让这位在外交上游刃有余的基辛格一时哑口无言，多年后仍懊悔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法拉奇
法拉奇将采访各种政要当作打一场“重要战役”，在采访之前，她都会搜集这个人的各种资料深入研究，有一些国家的政要因为“保密性”比较强，外界的资料少，但法拉奇并不会因此而放弃采访，她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获得受访对象的资料。例如阿拉法特，当时还属于“神秘人物”，但法拉奇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他的出身、事业等关键信息。
1979年，邓小平访问了美国，引起世界的轰动，成为西方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事件，各大记者纷纷请求采访邓小平。
这样一位当红人物，自然也引起法拉奇的注意，多次向父亲表示，采访过这么多的政要，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采访过中国的领导人，之前她就想到中国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但都未能如愿。
1980年，意大利的总统佩尔蒂尼准备访华，法拉奇认为这是一个到中国采访邓小平的好机会，早在这之前，法拉奇就曾两次请求采访邓小平，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而这一次形势已经不同，如果通过佩尔蒂尼可能有机会。
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好朋友，法拉奇就让父亲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可以帮助“走个后门”，跟着他一起到中国访问。
采访中的法拉奇
因为是好友的请求，而且法拉奇在世界上颇有名气，于是就给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打了一个电话，替法拉奇“担保”，表示她是一个严肃的记者，而且对中国非常地友好，对中国进行的改革开放很有兴趣，希望可以安排采访邓小平。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立即向外交部新闻司汇报，让他们征求邓小平的意见，看是否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当时法拉奇的采访风格已闻名世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纷纷避而远之，怕到时候会被弄得下不来台，连基辛格都吃过亏，中央领导因此也建议邓小平不要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但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政治宣传不同于西方国家电视讲话的方式，过去基本都是通过会见外国记者，通过他们向世界传播，当年毛主席与斯诺也是这样，现在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很需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变化，而且又是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提出来的。
邓小平也了解到，法拉奇与其他记者不同，她习惯于用录音机录下全部的采访内容，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如果她有意见的话，会另外在旁边写出来，不会与正文有交涉，虽然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但至少比那些断章取义的记者要强，因此他决定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果断地说道：见，让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
佩尔蒂尼
经过商定后，邓小平在8月21日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8月18日，法拉奇收到了外交部的邀请，她非常地兴奋，因为之前两次都没有成功，而且她也听说，邓小平是一个“难缠的受访者。”
法拉奇不敢耽搁，立即动身前往了中国。
法拉奇住在了民族饭店，从机场到民族饭店的这一路上，法拉奇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事物，与之前资料的描述的完全不同，深感中国的这一次“改革开放”是彻彻底底的“开放”。
法拉奇这一次到中国，还给自己做了“保密”工作。当时民族饭店正在改变，一部分空调被拆除，只有部分房间有，而北京的八月依旧十分地炎热，但法拉奇为防止走漏风声，主动选择了一间没有空调的房间，因为民族饭店也住了不少的外国记者，但他们都住在有空调的房间。
距离访问邓小平还有两三天的时间，法拉奇拿出事先准备的邓小平资料反复温习，“不打无准备之仗”是她一贯的作风。
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按照惯例，中央领导人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人民日报等大型报社会派出摄影摄像团队到现场跟踪记录，以便第一时间发表在报纸上。
邓小平
法拉奇见到有“这么多人”跟着她一起采访邓小平，与她过去的采访风格完全不同，因此在开始采访之前，就向邓小平提出要“专访”。
邓小平对法拉奇的风格颇有了解，既然这个要求也不是很过分，于是就让无关人员退场，118厅只留下法拉奇、邓小平以及一名翻译、一名记录员和新闻司的司长等五人。
两人坐定后，法拉奇首先开口，预祝邓小平生日快乐，因为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邓小平很惊讶，他基本不庆生，连他自己都忘记了明天是生日，足可见法拉奇事先做足了功课，与之前采访他的外国记者，完全不同。
双方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进入了正题，法拉奇单刀直入，第一个问题就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因为法拉奇认为，中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在关心邓小平的选择，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西方国家的疑虑。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吸了一口凉气，没有想到法拉奇一上来就如此咄咄逼人。
天安门
天安门悬挂毛主席的画像，最早是在1949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五。
当时北平才刚刚和平解放不久。十天前，北平军管会以及市政府开始搬到北平市区内办公，并在3日举行入城仪式，这一天虽然天气寒冷，北风不停着在吹，但人们还是早早地起来，在解放军入城的道路两旁等候；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登上了箭楼，检阅入城的部队。
上午十时左右，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军入城仪式正式开始，部队从永定门进入，还特地从东交民巷前经过，压压帝国主义的威风，与从西直门进入的部队会合，而后从广安门出城。
北平的入城仪式经过缜密地安排，引起了世界的震动，一家国外的报社发文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规模前所未有，士气十分高涨，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
北京市委在研究后，决定在2月12日举行北平和平解放的庆祝活动，以进一步扩大影响。
天安门
这一天也是农历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节，对于北平市民来说，无疑是“双喜临门”，这一座获得“新生”的古城，数十万的市民，一同参加了庆祝活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毛泽东、朱德、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的画像。其中，毛泽东的画像挂在最中央的位置，这是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挂了这么多人物画像，也是毛泽东的画像第一次挂上天安门城楼。
不久后，中央决定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朱德等人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的成立，因为天安门年久失修，满目疮痍，必须要进行修缮，并且在10月1日要完工；同时还决定，重新画一幅高质量的毛主席画像，
当时这个任务交给了著名画家徐悲鸿担任院长的国立艺专来完成。徐悲鸿深知这项任务的分量，让美术系的周令钊具体实施。
周令钊是在1948年应徐悲鸿的邀请，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的，主要教授速写、水彩等课程，因为构思速度快，动作也很快，有着“快手周”的美誉。
会交给周令钊，还有一个原因是几个月前他曾画了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画。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开始着手派人到北平与共产党和谈，周令钊的这幅画，曾一度挂在双方和谈的会议室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毛主席本人也十分满意。
毛泽东
1949年9月上旬，周令钊接到了在开国大典之前，绘制一幅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的任务，当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二十多天的时间，周令钊带着妻子以及学生，在天安门城楼旁搭建了一个大型的画架，连续干了十几天。在收尾前，聂荣臻亲自到现场视察，看了周令钊的成果之后，说道：“像，非常地像”。聂荣臻的话，给了周令钊最大的肯定。
9月30日夜，这一幅高6米，宽4.6米的毛主席画像终于完成了。
在特殊时期，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挂，在最高峰的时候，平均下去每个人手中都有一张毛主席的画像。中国进入新时代后，中央曾作出了一个指示，要求在公共场合逐渐减少挂毛主席的画像，法拉奇的这一次北京之行，也看到了这个变化。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制造出了不少了“流言蜚语”，法拉奇也很想知道邓小平的态度，不仅是她想要知道，西方的国家都很感兴趣，当时西方很多国家都猜测，中国会将天安门上挂着的毛主席像给拆除。
毛泽东
在还没有采访邓小平之前，她曾到天安门广场走了走，见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她十分地惊讶。因为此时的中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在形成，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一切都在变化。在西方的政坛上，新的领导者上任后，经常会给前一任总统“穿小鞋”，因为两人本来就有竞争关系，因此她认为中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法拉奇还是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不深，无法体会到毛主席与人民的感情，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如果不是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的革命不知道要晚胜利多少年，人民要多受太多太多的灾难。
在别人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法拉奇面对的是邓小平，他果断地说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天安门
邓小平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毛主席的画像至今仍挂在天安门上，由于颜色经过风吹日晒后，会发生褪色的现象，影响视觉效果，邓小平也要求相关单位，每隔一段时间要将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做一次更换，而且不能是简单复制品，要手工重新创作。
邓小平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地犹豫，态度非常地坚决，掷地有声。
法拉奇原本以为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会含糊其辞，不敢肯定地回答，但没有想到他却如此地大度和从容，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提问，同时也深感邓小平的魄力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完全不同，邓小平短短的几句话，就牢牢掌握住了主动权。
法拉奇虽然咄咄逼人，但邓小平却能轻松应付，还在两天后的23号，再次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对于法拉奇来说，三天内两次采访邓小平，收获满满。在将采访稿件整理后，于9月1日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法拉奇与邓小平的部分谈话，使国际社会对改革中的中国，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