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的一个寻常日子，一位不知情的战士在乡村小道上求助于一名马夫，寻找野政组织部的地址。这位马夫看似平凡，实则身份非同小可——他是战时的高级领导，人称“老妈妈”的张际春。这位马夫的真实身份一旦被揭露，不仅令那位战士感到震惊，也使得周围人对他的谦逊和亲民作风更为敬佩。但张际春的“老妈妈”称号从何而来，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张际春出生于1900年12月20日，他的家庭背景朴素，生活于湖南宜章县的贫困农户中。尽管家境贫寒，张际春的父亲却有着超前的觉悟，决心让儿子受教育，改变命运。为此家庭省吃俭用，终于使得年幼的张际春有机会进入学堂，开启了他的学习之路。

尽早地认识到生活艰难，张际春深知家庭的不易，他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勤奋努力，即便曾因家庭困境辍学，他也未曾放弃，最终在家人的支持和期望下，完成了初等教育。随后他远赴衡阳，进入第三师范学校深造，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衡阳第三师范的学习生活并非仅仅局限于课堂。在这里张际春目睹了社会的不公与苦难，这些现实打破了他简单的求学梦想。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接触并深入学习革命思想，积极参与校内外的讨论与运动，这一过程逐渐塑造了他后来的革命身份。

在衡阳期间张际春不仅吸收知识，更加深入地参与到革命的活动中。尽管当时国内形势动荡，国共合作一度带来的希望破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积极为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奋斗。

毕业后张际春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的生活与工作充满了危险。白天他以教师身份掩护，夜晚则投身于更为秘密的革命活动，编写宣传材料，参与地下组织的工作，这一切都在极度隐蔽和紧张的情况下进行。

不幸的是他的地下身份最终泄露。国民政府加大了对知识分子和革命人士的迫害，张际春成了追捕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离开家乡，孤身前往更为偏远的巴里坡地区，继续他的抗争之路。

1926年11月张际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的1928年1月，他积极参与湘南起义，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自己的革命决心。同年4月他随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成功会师，开启了他在红军中的政治生涯。

在井冈山期间张际春的主要任务是政治宣传工作，他深知此项工作的重要性。1932年，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他创建了《战士报》，该报纸不仅是宣传红军思想政策的有效工具，也为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点燃了希望之火，极大提升了红军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张际春在长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红五军团的政治部宣传部长，他负责宣传和教育工作，还参与了收容流散人员、筹集粮食等多项关键任务。1936年他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他被派往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担任高级教职。

在抗大，张际春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致力于培养出具备坚定理想信念和实战能力的新型人才。他的严格和要求为抗大培养了大量的军政人才，为国家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对学员严格要求，张际春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经常检查学员的生活环境，确保他们有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这种母亲般的关爱让他赢得了“老妈妈”的昵称。

在二战后的动荡时期，张际春的职业轨迹呈现出显著的转变。1945年底，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他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等军事领袖共同策划并指挥了一系列关键战役，如上党、邯郸、大别山、淮海及渡江战役，以及西南地区的剿匪行动，为全国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底第二野战军在西南战役中取得显著胜利后，张际春被任命为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一个关键时期的重要职位。重庆作为西南的大城市及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政治局势复杂多变。

中央军委急需一位既能稳固局势又能清除残留敌特分子的强有力人选，张际春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到任后立即展示了其决断和执行力，公然批评迎接他的市委同志们的过度热情，强调了抗击官僚主义的重要性，他的这种行动获得了中央的高度赞赏。

1950年2月他结束了在重庆的职务，随后被任命为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专责监督和改进地方官员的廉政行为。在他的努力下，重庆及西南地区的政治风气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随后根据中央领导的决定，张际春被调到北京，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继续在党的核心层面发挥影响，1954年他作为西南局第二副书记，在致力于推动区域发展的同时，接到中央的召唤，被调入北京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此次职务变动是出于中央对他在政治工作中积累经验的高度认可。毛主席本人甚至亲自与张际春交流，鼓励他将军中的宣传经验运用到更广泛的文教领域中。在此期间张际春原本因其资历和历史贡献被列入初步拟授军衔的人选之中。

但由于即将转入宣传系统，他的军衔最终未能授予。周恩来亲自征询了张际春的意见，张际春表示全力支持中央的决策，体现了其始终以党和国家的需要为先的政治品格。

在1955年的春天，张际春结束了自己在第二野战军的职务，步入了新的生活阶段。他的离去意味着他未能获得军衔，与刘伯承、邓小平这样的高级领导人相比，他的名气相对较小。尽管如此张际春在部队中的贡献无人能够忽视，他常自谦地说自己不过是一名普通的秘书，与战士们关系密切，深得人心。

部队对张际春的尊重和记忆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其中包括在一次重要展览中，将他的照片与刘、邓二位领导并列展出。然而当张际春得知此事后，他立刻亲自下令摘下自己的照片，谦虚地表示：“我没有任何军衔，也没做过什么大贡献，怎能与刘伯承和邓小平并列展示呢？”这一行为再次展示了他低调、谦逊的个性。

张际春的谦和还体现在他日常的行为举止中。一次他前往重庆市委办公室处理公务，但门卫因不认识他而拒绝放行。这时张际春的随行警卫员试图解释，但坚守职责的门卫仍坚持要求必须得到确认才能放行。尽管门卫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误会，但张际春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最终市委得知情况后，迅速派人前往门口迎接，并向张际春表示了歉意，提出将对那位门卫进行处理。但张际春反对任何惩罚措施，他赞赏门卫的责任心，认为门卫的行为体现了其职业本分，应当得到表扬而非惩罚。张际春的这种公私分明、大公无私的精神，加深了人们对他的敬重。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上，张际春因其非凡贡献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一地位的确立不仅肯定了他的历史地位，也预示了他在党内的深厚影响力。张际春对待家庭教育的态度也同样严谨。

他教育子女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强调不应因为自己的职位而感到自己高人一等。他的子女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官员，因为张际春从不利用职权为孩子谋取任何特权。

他的孩子曾因顽皮而被工作人员警告，孩子的嚣张回应让张际春意识到需要加强家庭教育。他严肃地纠正孩子的观念，教导他们要尊重每一个人，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低。张际春认为，教育子女要以身作则，坚持平等和谦逊的价值观，确保他们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初起时，张际春的坚定立场和对政策的深入理解使他成为批判的对象。他公开反对将毛主席思想视为“静止的顶峰”，强调理论的持续发展和适应实践的必要性。同时他也在多次大会上坚决维护了教育机构的正当作用，反对无理的政治批斗。

尽管遭到了极端势力的激烈攻击，张际春依然保持了他的原则和尊严，这在他晚年的政治生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66年他在被迫参加的一场大型批斗会上，面对汹涌的指责和羞辱，依然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立场。

不幸的是这场政治风波对张际春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在1968年初，张际春的健康已因长期的政治压力和心理打击而严重恶化。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政治氛围下，他虽重病在身，却被“造反派”禁止外出寻求医疗救治。这种无情的限制导致他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期，加剧了他的病情。

当局终于在病情进一步恶化后批准他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但此时疾病已发展到了医生无法挽回的阶段。1968年9月，这位在二野中曾被誉为“第三号人物”的张际春在未能摆脱政治迫害的阴影中逝世，享年68岁。

当时，由于政治动乱和标签化的政策，张际春逝世时甚至还未能洗清其所受的不实之名。直到十一年后的1979年，随着政治形势的缓和和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中央政府对张际春的历史评价进行了正式的清理和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

在此背景下，为了纪念和缅怀张际春的贡献及其清白，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这场追悼会由邓小平亲自主持，标志着对他无私贡献的正式认可和纪念。会上韦国清致悼词，他的话语充满了对张际春同志长期服务与牺牲的赞扬：“张际春同志，作为我党我军中的一名卓越的政治工作者，他的生涯充满了为民族解放和人民服务的壮举。

这次追悼会是对张际春个人的纪念，也象征着对那个动荡时代中许多未被充分记住的英雄的集体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