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茂是开国中将，为党、为国家、为军队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很多人不知道，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王恩茂将军居然是秘书出身。话说，他算得上我党早期的秘书工作者之一。

1928年，15岁的王恩茂参加革命。自1932年起，王恩茂先后担任了中共永新县委秘书长、任弼时的秘书、红六军团政治部秘书长、湘鄂川黔省委秘书长。

长期的秘书工作，让王恩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满宗洲调到王恩茂身边工作，后来，满很郑重地说，在他的心目中，王恩茂既是德高望重的领导，又是他们秘书工作楷模。

王恩茂以他自己模范行动，教满宗洲怎样做事，更教他怎么做人。满后来说：“我的成长进步与王恩茂首长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王恩茂长期在新疆工作，他办事的作风很受当地人尊重。1958年，不少地方都提出了亩产2万斤、5万斤的“高指标”，新疆也是蠢蠢欲动。当时，新疆成立了“高产试验田领导小组”，并聘请了一位农业科学家当技术员。

在讨论“高指标”时，这个技术员就大唱反调说，什么2万斤、5万斤，在当前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定500公斤。否则，我这个技术员就不当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很多人表示，如果真的定了500公斤，那不好向中央汇报，也没法登上报纸。当王恩茂知晓此事后，他肯定了技术员的话，他说人家是科学家，提出的指标是有科学根据的。当前的产量就只有100多公斤，能达到500公斤就是增产了几倍！很了不起了！

在王恩茂的提议下，新疆就上报了500公斤。这种处理方式，有理有据，最关键的是实事求是，这样的工作作风给满宗洲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新疆，王恩茂很长时间都用在了下乡调研。有一回，王恩茂路过于田县五区，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远远地跑过去拦住了王恩茂的车。王恩茂马上下车，他问小女孩有什么事情？小女孩告诉他，他的父亲听说王书记来了，要请他到家里做客。

满宗洲插话说：“你父亲是谁？”小女孩说，她的父亲叫库尔班·吐鲁木，是劳动模范，给毛主席写过信，主席还给他回了信，并寄了照片。这次他想请王书记带信给毛主席。

满宗洲对小女孩说，他们现在有很多事要忙，来不及到她家。可小女孩无论如何都不离开。这样的情况下，王恩茂和秘书只好一起跟着小女孩去了她家。到了以后，库尔班拿出了主席的回信以及照片。

谈了许久，库尔班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愿望，那就是到北京见毛主席。他说，只要见了毛主席，就是去死也没遗憾了。这位对毛主席充满深情厚谊的老农，给王恩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恩茂回到乌鲁木齐后，就把库尔班这个事给报上去了。不久，库尔班终于见上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

作为首长秘书，满宗洲经常跟着王恩茂四处搞调查。王恩茂曾和秘书说：“调查研究是秘书工作者的基本功，没有调查研究就谈不上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

当时新疆的路况不好，坑坑洼洼，车子跑起来像跳舞一样。一下车后，浑身顿感像是散了架一样。王恩茂搞调查，不是一般的走走看看，而是进村入户，与老百姓零距离接触。

满宗洲回忆说，王恩茂同少数民族群众交谈时，他会先用维语说一声“阿卡”（大哥），问一声“亚克西姆”（您好）。这样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与老百姓的距离。群众在他面前，敢讲真话，从而，王恩茂知道了群众在想什么、希望得到什么，进而为他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王恩茂有个好习惯，每天都要写日记。1980年11月，王恩茂率吉林省农业考察团到日本考察。日本的现代化农业技术，引起了王恩茂的浓厚兴趣。他每到一地，都会仔细看，认真记。15天的时间，他就记录了厚厚的一本。

有一天，满宗洲陪同王恩茂到北海道的一个果农家做客。当时，满宗洲以为只是随便去看看，就没给王恩茂带笔记本。没想到，王恩茂与这个果农聊天时，随手摸出了一张名片，接着就在背面记下了。

话说，王恩茂讲话、写文章，之所以那么出彩，这个他平时注意积累资料有关。满宗洲回忆说，王恩茂不管是开会、调研，都手不离笔。王恩茂书写的速度很快，开半天会，他一般要记录七八张纸。

有人曾给王恩茂提议，让秘书记录就行了，何必自己费那个劲。王恩茂却说，自己做的饭香，自己亲手记录的资料，印象更深刻。

王恩茂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60多年写日记，从不间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双目失明，不方便写，他就自己口述，让秘书代写。战争年代，上有敌机的狂轰乱炸，下有敌人围追堵截。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行军百余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他也没有放弃写日记。这种精神，着实令人叹服。

据满宗洲说，《王恩茂日记》共5本，130多万字。其中，记载有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不仅是研究党史、军史的宝贵资料，而且是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

说到写东西，王恩茂绝不是写什么无关紧要的废话。他的每句话，都有价值。1998年的一天，王恩茂已经85岁了，双目失明，身体虚弱，走路还要人搀扶，生活不能自理，但王老的头脑很清楚。

在他去北京的前几天，恰逢自治区召开“双拥表彰大会”。有关部门就想请他，到会场与大家见见面，可能的话作个报告。王恩茂一向重视双拥工作，马上答应了下来。

满宗洲对王恩茂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能到会就是对大家的鼓舞。如果要讲话，随便说几句就行了，不必准备稿子了。”王恩茂不同意，他表示，讲大话、空话，是能应付，但作用不大，还是要做点准备，讲点有用的话。

在准备讲话稿过程中，王恩茂格外地认真。由于他看不见字，不能亲自动笔。于是由他口述，让满宗洲记录下来，整理之后读给他听。王恩茂边听边修改，这样反复多次才定稿。

大会发言时，满宗洲没想到的是，王老已经把稿子印在了脑子里，侃侃而谈，引得在场人员一阵阵鼓掌。会议结束后，满宗洲就拿着稿子准备到报社去发表，但王恩茂不放心，见报之前还要修改。

这时，王恩茂突然把满宗洲叫上车，说：“我那个讲话有几句话要补充，请你记下来回去加上。”满宗洲赶紧从包装箱上撕下一片纸来，迅速作了记录。对此，满宗洲特别动容。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对工作如此负责，对文章如此精益求精，实在难得。

王恩茂写文章有个习惯，就是情况不搞明白不动笔，问题不找准不动笔，思路不理清不动笔。他对满宗洲说：“一个错误的方案，在实行中被否定，不如在实行前被否定。”

参考资料：《在王恩茂身边工作的见闻和感受》、《王恩茂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