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后，王稼祥和夫人回到了北京。与此同时，他们的一些老战友也陆续恢复了工作。那段日子，陈云、王震、肖劲光等人，不断地去王稼祥的住所看望他们。

坐在一起，大伙总要议论“国事”，你一言，我一语。为了对党和国家负责，大伙一起决定写表态书。王稼祥也写了一封长达万字的信，呈送给了党中央，毛主席。同时，他也在信上深刻检查了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

毛主席看过王稼祥的信后，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的评价，由周总理在九大会上，作了口头传达。

1966年的一天，周总理来到王稼祥的家。总理开门第一句就是“是主席叫我来看你的。”随后，两人在沙发上，畅谈了党和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与人物。

谈话的结尾，周总理对王稼祥说，你的一生功大于过，毛主席叫你继续做一些工作。令王稼祥感动的是，周总理还说，历史上王稼祥比他更早地支持毛主席。两人那天的谈兴很浓，聊了三个小时。周总理后来见已聊到了半夜，便起身离开了。

不久，中南海陆陆续续搬离了很多首长。终于有一天，王稼祥的家里来了两位领导同志，他们“客气”地对王稼祥宣布：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人员，一律搬出中南海。为此，他们还给王稼祥夫妇三处房子作为选择。

虽然王稼祥夫妇已对“逐客令”有了准备，但那一刻还是感觉很突然。事后，王稼祥对夫人讲，要有精神准备，要做最坏的打算！搬出中南海后，王稼祥的大字报就日益增多。同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一个个回到中联部去参加运动了。

那时，王稼祥的心脏不好，便提笔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说他等到身体好转了之后，再与群众一起参加运动。很快，王稼祥接到回信，上级同意了王稼祥的请求。可写完信后，王稼祥的处境依旧没有得到好转，关于他的大字报更多了。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王稼祥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那段日子，王稼祥很是苦闷，长时间在院子里散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王稼祥从谈话变成了审查逼供。

针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他们大做文章。其实这是有历史背景的。6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自然灾祸、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撕毁协议合同，撤走专家）、印度边界战争、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等等困境。为了寻求脱困的方法，王稼祥在研究了大量国际国内的情况资料后，提出了自己的4条意见。大致意思就是，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注重国际斗争的策略，对外援助最好量力而行。

这样一来，王稼祥就成了一些人口中，向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的罪证。对此，王稼祥的夫人曾问过毛主席，王稼祥是犯了错误了吗？毛主席说，那只是一个时期内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不算错误。当王稼祥准备检讨错误时，毛主席说让他不要弄到党中央检讨，既然有同志对你意见，你就在中联部的会上谈谈就行了。

王稼祥本就身体不太好，被这么一折腾自然又出现了一些病态。他有好几次被医生从生死关拉回来，每次都凭着坚强的意志力挺了过来。王稼祥虽处在逆境，但他始终想着为党工作。每次“交代”完后，他总要在上面加几句话，诸如，“希望能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请求保留党籍”等等。

1969年1月，王稼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请求给他一点工作做，在这种囚禁的环境里，在卫兵随时监督他的时刻中，他仍然渴望在有生之年，为党尽最后的努力。他要求也很简单，只要批准给他一本中俄字典，四卷《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就能够达到他迫切的心愿了。

若是党尚有其他翻译校对的工作可以给他，他表示一定会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说起来，运动初期，王稼祥发现《毛主席语录》俄文版中的翻译，有很多的错句错字，他心细地一一订正过来，送到中央秘书局。然而，王稼祥的这封信送上去后，却如石沉大海一般没了音信。

“九大”开幕了，中央考虑到要保留一些“右派”代表，原有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上，出现了王稼祥的名字。之后，王稼祥的夫人被释放回家了。过了些日子，时任中办专案组的王良恩来到王稼祥家通知：从今日起，可以解放王稼祥同志了。

此时，距离王稼祥被审查已经有1年零7个月了。当夫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时，他先是很兴奋，随即又有了担忧。果然，王良恩对他们夫妻说，为了让王稼祥得到更加的“教育”，需要他们在三天之内到河南信阳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其实，这是林总的一个阴谋。目的就是把中央、北京一些“碍事”的干部都发配到中小城市去，为他篡党夺权提供机会。直到1971年后，王稼祥才和夫人返回了北京。

在北京，王稼祥和许多老战友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表态书。王稼祥更是写了万字信，信中的话无不真诚，令人动容。毛主席看过信后，托周总理在大会上口头传达。

其中的意思是，王稼祥很早就拥护毛主席了。他是教条主义者里面，最早革命的一个人。遵义会议，王稼祥出了大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小组，他、主席、总理，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说到“三和一少”，毛主席说那时王明在外喧出去的，是王明搞的鬼。王稼祥只是提出了一些意见。

王稼祥在党中央做了很多事，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属实难得！王稼祥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

的确如此，在运动中，王稼祥很多的时候是检讨自己，没有拿以前的功绩说事。他的这样做法，得到了大部分老战友们的认可。不久，王稼祥就收到了中央的文件，并参加了一些有关外事的工作会议。

说起外事工作，早在运动前夕，周总理就有意让王稼祥搞外事。中央曾拟议由王稼祥担任中央外事组第一副组长。那时，周总理很高兴地给彭真打电话，让他补发一些文件。

1973年夏，王稼祥当选为党的“十大”代表。散会后，总理依旧要王稼祥搞外事活动。但因总理太忙，由此，王稼祥很长一个时期是没有具体任务的。王稼祥曾请示写文章批评当时化名为“波波也夫”的王明，但这一请求未得到回复。

1974年，报纸上又出现了“三和一少”，这令王稼祥感到担忧。他曾对夫人说，事情已经作了结论，为何又发了这样一篇文章？夫人只好安慰他说，这不是指你一人的，不要着急。

不久，王稼祥突发心脏病，经过各种抢救，最终也无能回天。王稼祥去世后，追悼会是非常隆重的。已经患了致命癌症的周总理，忍着剧痛前来参加追悼会。周总理对王稼祥的离去很是意外，连说了几声“没有料到啊”。邓公代表党中央致了悼词！

之后，王稼祥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上写着八个大字：“光明正大，立党为公”。

参考资料：《壮志未酬身先死——记真正的共产党人王稼祥》、《王稼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