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线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许世友被调任军委常委。这项职务势必要在北京工作，而他为了不去北京，宁可舍弃掉。他以身体不好为由，向中央提出不再工作的辞呈；他说自己适应不了广州的潮湿气候，也不进北京了，就回南京休养吧。

中央批复同意。许世友原本是在人和街十一号居住的，那里靠近群众，附近是大工厂和学校；因为那十年，被闹得有家不能回，他也就不想回到那个伤心地住了，迁居中山陵八号。

中山陵八号是个好地方，但许世友晚年选择定居这里养老，倒不是因为环境优美、建筑特别，而是因为它大又静。一住进这，他就安排人院墙东北角，盖起一座两层新房，这跟原有的西式楼房格格不入。

那座新房，是他亲自设计的警卫楼，造型呆板，仓库不像仓库，碉堡不像碉堡，但却极为实用。院子占地几十亩，他让人把草坪挖了，全部种小麦、高粱、玉米、红薯、蔬菜等农作物。靠马路的围墙下，又修了一排猪圈。而院子里还有个三四亩的小湖，他也没浪费，让人放鱼去养。

许世友还是那个许世友，还是那个农民的儿子、大别山的儿子。在中山陵八号，他就像一个村长，每天都兢兢业业，一大早起来就给人安排农活工作。他身边的秘书、保卫干事、警卫员、服务员，都在做事：种地的，种菜的，喂猪的，养鱼的。一个都没落下。

1981年初，许世友把曾经跟随在他身边多年的两个老秘书喊回南京，请他们吃饭。饭桌上，还有他的两个儿子。许世友让两个看着自己孩子长大的老秘书，日后多照顾、多帮助他们。

许世友语气沉闷，还有些悲凉，大家不由自主地停下筷子，默然无语。突然他说：“我死后不火化。”不等他们四人反应过来，他接着说，自己曾向毛主席报告过，活着尽忠、死后尽孝，中央领导火化倡议书也没签字。

许世友告诉他们，自己给在老家的大儿子许光留了50块钱，要他买口棺材，自己死后往里面一装就行。他要求秘书和儿子，帮自己办好这件身后事。说到这里，大家哪还能不明白，老首长、老父亲是在交代后事。

许世友跟他母亲的故事，众所周知；他对母亲的感情，比山高、比海深。他一直都为自己参加革命，没有怎么陪伴母亲而感到愧疚；尤其是在母亲去世，他因公务缠身走不开，未能赶回去送终，引为终生憾事。

他不知多少次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死后永远陪伴母亲，为她守坟。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做到。其实他做这样的身后事交代，主要是觉得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不早点说好，日后恐怕难说。

为了确保不被拉去火化、能下葬到大别山的母亲身边，许世友坚决不去北京。当时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北京生活工作，只有他一个在南京生活。妻子孩子劝了不知道多少次，许世友就是不肯挪地方。

1985年春节前，许世友腹痛难耐，但他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咬牙坚持。3月的一天，他到上海华东医院做例行体检，被查出肝癌。北京301医院的政委、许世友多年的老部下刘轩庭，知道老首长生病的事后，立即登门劝他来北京治疗，说北京各方面的医疗条件好。

许世友说什么都不去，一开始说北京路太窄，刘轩庭说长安街路很宽。说到最后，许世友才说出实情：“人太多了，我吵架吵不过他们。”说到这，刘轩庭也没有再劝了。许世友指的“他们”是谁，“吵”什么，刘轩庭知道又不知道。

之后任凭各地来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许世友就像扎根在南京中山陵八号了一样，一步也不肯挪，不愿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许世友对母亲的感情，越到晚年越深厚，越到晚年越怀念，越到晚年越放不下。多少次午夜梦回，他想到自己年少时的母亲模样，不禁流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