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在于，抱有志在天下的政治野心！建国前后赫赫有名的民主人士张东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张东荪
1949年1月，平津战役接近尾声，北平解放迫在眉睫，张东荪在此期间的确曾冒险参与了对傅作义的劝和工作，但客观而言，他的主要作用也只是担当过一次北平前线国共两军谈判的见证人而已。不管是对此次和谈的发起，还是对北平和平协议的达成，张东荪实际上都没有起到过直接以及根本性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张东荪会成为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新政权的座上宾呢？其实，这与张东荪在推动北平和平解放上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早在平津战役之前，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张东荪有着深刻且良好的印象。这种深刻且良好的印象最初来自于抗日战争时期，张东荪与中共建立起来的秘密关系。
抗战爆发后，张东荪身在沦陷区北平，与各方抗日势力包括中共地下组织都保持着一些秘密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抗战中期，在中共协助下，中间党派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实行团体会员制，而身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党魁之一的张东荪已经位列其间。抗战胜利前夕，已经成为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张东荪直接以华北民盟总支部主委身份在北平参与了中共的统战工作。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中共曾计划夺取平津，因而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犁找过张东荪，希望得到张东荪主持的民盟组织的合作和支持，张东荪也表示愿意配合。虽然后因美国直接干预并帮助国民党很快把军队运送至平津，而导致这一计划遂破产，但这也促使形成了张东荪领导的华北民盟组织与中共开始了直接合作的局面。
到了1946年初，由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出面调停，表面上的确一度实现了全面停战，还通过了一系列和平协定，但很快国共又因争夺东北而再度燃起战火，国民党下定决心要以武力解决中共，这就促使国共两党加紧了对中间党派的争取。其中，民盟就是国共两党都要全力争夺的最主要的一股中间力量。
民盟内部各派面对国民党的争取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国社党（8月改组为民主社会党）多数倾向于接受国民党的宪政方案，但作为国社党党魁之一的张东荪却基本上认同共产党。张东荪的主张与其他人不同，他虽然也同意国共之间应有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势力，但他主张的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张东荪的这一主张是，希望中国能在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之间，找到一个能够兼容两种制度优点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制度。张东荪的这一政治主张在抗战爆发前后就已经开始形成，并在1936年初就宣称，自己赞成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他表示相信，许多同情共产党的人其实也有同样的观点。
抗战爆发后，张东荪进一步撰文阐述他的主张，提出，要想争取苏联和英美都支持中国，就要在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上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政治上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要自由，不要放任，不要资本家垄断。
张君劢
那时的张东荪满腔热血，希望他的这番主张能有机会直接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但很快就遭到国民党方面明确的拒绝，他的意见没被采纳，他由此极为扫兴。让张东荪想不到的是，回北平后，自己的意见竟然被一个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大为赞赏，此人还表示，要张东荪详细写出主张，他愿意设法同时送往延安和重庆，甚至可能在重庆的杂志登出来。
最终，张东荪的文章虽然送到了重庆，可蒋介石那儿不仅毫无反响，送给杂志社的文章还被扣下了。这让张东荪更加确信，国民党还想在战后维持其一党专政继续下去，决不愿意民主的言论在杂志上刊登出来。于是，张东荪继续撰文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实现。
张东荪提出，我们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这就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这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国共之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更不是抛开国共两党，另立一个什么第三势力来主持中国的改造。所以，他的理想是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
张东荪认为，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中国才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再由团结而得到统一。他们在国共中间的人宁愿做一个调和的媒介，而不是希望分得一些什么。实际上，鉴于张东荪有中国国家社会党的背景，中共对他的认同与接受来得比较晚一些。抗战期间他提出的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服从国家利益的主张曾受到中共内部的严厉批驳。
直到抗战后期，张东荪才与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多联系。尤其是1945年8月，张东荪积极配合中共夺取北平的态度，让中共中央对他华北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抗战结束后，张东荪在与中共北平地下党保持联系的同时，在政治上开始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这些都让中共中央相信他是民盟中的左翼。
尤其是，1946年和1947年，张东荪两次出任民盟秘书长，这表明他在民盟中有着较高的人望和影响，中共为了团结民盟，自然对他更为重视。张东荪此时也非常看重与中共的这种关系，经常把自己的看法和活动通报给中共人员。不仅让中共代表了解自己的行踪，还会就形势的发展和如何挫败国民党军事进攻等问题向中共高层阐述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1946年11月，张君劢不顾张东荪反对向国民党交出了民社党加入国大的代表名单，张东荪当即宣告退出民社党。这一举动，让中共高层对他刮目相看。而且，1947年初，蒋介石出面邀请张东荪加入即将改组的国民政府，张东荪不但当即拒绝，还劝告蒋介石，不要忙于改造政府，而应马上着手恢复与中共的和谈。
相比之下，张东荪对中共则明显更有好感，这既是因为他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热切向往，也因为他深信中共会按照毛主席所宣称的那样，大力推行他最为欢迎的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他还提出，中间派应在国共之间起调和作用，而不应试图成为左右政治的力量的观点。
雷洁琼
张东荪公开发表文章肯定和称赞中共的政治诚意和新民主主义政策，还表示，国民党本来就是实现联合政府的最大阻力，美国却仍然企图加强国民党而消灭共产党，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亲美。这样只能促使国民党更加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使得共产党难以再回到谈判桌上来。1947年3月，张东荪得知延安被国民党军占领，还专门致信毛主席表示关切。
很显然，张东荪这一时期的诸多做法和观点已经让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对他抱有相当的好感了。因此，194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时，毛主席首先就想到要邀请张东荪。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明确指示，进一步正式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和张东荪等来解放区开会。
5月底，中共中央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时，毛主席又想到了张东荪。在此期间，张东荪与中共的频繁互动，以及中共在军事上的势如破竹，都大大推动了张东荪对中共的理解和他在政治观点上的左倾。1948年7月，张东荪接连发表文章，公开表示赞同革命甚至理解专政。但没想到的是，1949年1月，张东荪见了毛主席之后，思想上却突然发生了转变。
1949年1月9日凌晨2点，毛主席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特别说明，可派车送张东荪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张东荪收到此消息后，马上放下一切，接受邀请，与费孝通、严景耀和雷洁琼一起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来到西柏坡村见毛主席。此时，国民党崩塌、共产党取得天下已经指日可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谁不渴望能有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呢？
雷洁琼后来回忆起这次见毛主席，满是崇敬和幸福。费孝通的回忆也是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感动，他由衷钦佩共产党。唯独张东荪的感觉与大家都不一样，因为他对中共中央明显亲苏的态度以及“一边倒”的政策立场感到难以接受。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从原来的很热心于民盟盟务，变得对盟务不管不问，毫不关心，既不过问也不参加盟务活动了。
究其根本，是因为张东荪此次去西柏坡与毛主席交谈，并没有让他解决什么问题。张东荪内心对去西柏坡见毛主席是抱有某种幻想的，想要阐述他的某些政策主张，并以此影响中共中央，或者与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达成某些共识，但结果未能如愿，这就是他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对民盟工作一下子没了兴趣的根本原因。
根据北平民盟内部的中共党员分析，他们认为，张东荪的转变是因为他辛苦经营的组织完全不在他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又发现他和共产党的思想不一致，因而认为自己在中共领导下没有前途。行文至此，或许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也就是说，张东荪作为一介知识分子，其实是抱有志在天下的政治野心的，而这也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命运。
本来，张东荪作为影响力巨大的一介知识分子和中间派力量，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天下已定的形势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接受中共领导，从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路可走。而张东荪还看不清形势，到这个时候了，还在幻想通过走第三条路来满足他志在天下的政治野心，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