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计划3-6个月剿灭“共匪”，可是事与愿违，内战打了两年，仍不见“剿灭”的迹象，反倒是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逐渐处于被动。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弥补财政赤字了，无奈之下便由国家银行垫款。中央银行从1946年起，为给政府垫款，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到1947年5月，一个教授所领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致电政府，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吃不饱，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1948年1月，教授的薪水不够买5袋面粉。教授尚且如此，一般市民就更用说了。人们的所得竟是成捆成捆不断在贬值的纸币，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通胀奇观。
上海街头，随处都是为维持生计而苦苦挣扎的小商店主、劳动者、小贩和乞丐。小公务员的日子同样难过。1948年5月27日《大公报》登载了一篇描写小公务员生存状态的“三字经”，摘要如下：
职员小，薪金少；下班迟，上班早。公事忙，做不了；管外勤，两头跑。自行车，倒方便；无钱买，可怎样。对上级，常媚笑；若触怒，饭碗掉。借人债，须还清；再拖欠，理难通。老少衣，破烂穿；欲购置，无钱买。米面涨，柴炭贵；思生计，实艰难。电灯费，街派摊；灰渣费，花样繁。父年迈，母高龄；遭不幸，怎能行。妻啼哭，子女闹；海小职员，心烦躁。处此世，无处告；苦在心，强作笑；写几句，略解
南京中央政府各机关中流传着一段话：“慢慢叫，画画到，讲讲话，说说笑，吸吸烟，看看报，总算一天混过了！快回家，听听戏，打打牌，好睡觉。”
老百姓对于国民政府军政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是无比痛恨的，又苦于无法可施，便编了歌谣进行揭露和讽刺。如：“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二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百货生意不断，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
蒋介石进一步感受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他在日记中写道：“听取保密局贪污案报告，其诚骇人听闻，可痛！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勒之心扫地，是以不能剿匪，不能整军……”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是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比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国民经济近乎崩溃。
1948年是国民政府风雨飘摇、拼命挣扎的一年。这年4月20日，国民政府举行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这是首次依照宪法举行的总统选举。蒋中正以2430票击败居正 269票，以高票当选行宪后的首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在经过四轮投票后，孙科败给桂系军人所拥护的李宗仁。当选正副总统的蒋中正、李宗仁于同年5月20日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职。
行宪选举后，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7月29日，蒋介石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可能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在浙江莫干山召见翁文灏、王云五、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方案，以图重整经济，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币制改革的方案主要由财政部部长王云五提出。面对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他认为必须实行币制改革，其方案为，采行管理金本位制，发行新货币—金圆券。规定以金国为本位币，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币三百万元换金圆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换金圆一元。金圆四元兑换美金一元。蒋介石同意实施发行“金圆券”的重大举措，以管制物价。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法币流通濒临崩溃之际，再次企图通过币制改革以挽救国内局势。宣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将十分艰难。赴任之前，他就对父亲蒋介石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惟一人选。”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的决心。
上海经济管制区包括首都南京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就是说，如果经济改革在上海能成功，其他各地也可能成功，从这一点看，蒋经国肩上的担子可谓不轻。
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等四项法规。据此，国民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取代之前的法币。所谓“法币”，指的是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的将银元国有化、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的措施，所有通货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
《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三百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1948年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8月20日，38岁的蒋经国抵达上海。
蒋经国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3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他豪气千云，开始了整顿币制，惩治奸商的铁腕行动。他公布了有关的《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拾价或囤积。他以《上海向何处去》的醒目标题发表了告上海人民书，其中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金圆券发行之初，普通老百姓在“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的高压下，只好将所存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而深知国民党政府经济危机底细的工商、金融大资本家就没那么乖顺了，蒋经国对他们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他原来国防部的总队作为基本队伍，组织起他直接指挥的执法队伍——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共有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任用亲“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大会，信王升少将为总队长，准备雷厉风行，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行为。蒋经国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鼓舞队员们，对阻碍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
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被赋予警察权，蒋经国只是作为他的副手，但高层人士都十分清楚，真正握有实权、且具雄心的却是蒋经国。当地的英文报纸《华北日报》称其是“在上海打经济战的主帅”。蒋经国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杜月笙等人，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甚至说出：“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
上海《大公报》记者季崇威8月21日在报上披露，一神秘人士于币制改革宣布前夕，即连夜从南京乘车抵达上海，8月19日一个上午就向市场卖空1000万股永纱股票，照20日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获利高达一千六百多亿元。这条消息犹如重镑炸弹炸开，各界沸腾。血本无归的股民们更是团团围住交易所和市政府，大骂社会黑暗，政府腐败，眼看一场轩然大波就要发生。
8月26日，国民政府监察院签发通知，派监委唐鸿烈、孙玉琳二委员火速赴上海追查“隐名人”真相。唐鸿烈、宋玉琳抵沪后，直奔京沪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蒋经国办公室。蒋见唐、孙二人到来，让座，未做寒喧便单刀直入道：“泄密案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这几天股市连续狂跌，情形极为严重，此案不破，金圆券改革难以执行下去，不知二位监委对此案有何眉目。”说完，眉头紧锁，在房中踱来踱去，一旁坐着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
唐鸿烈欠了欠身，极为自信地说：“督导员，您不用太担心，这则消息最初来源于《大公报》，我们不妨首先从这里入手，追根溯源，定能查出蛛丝马迹。”
一旁的林崇墉接过话题道：“我和督导员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大公报》不肯合作，守口如瓶，我们有什么对策呢？”
蒋经国点了点头：“是啊！我看还是这样吧，唐监委、孙监委，你们二位调查《大公报》，我和林局长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对上海各股票交易所进行调查，核查19日的交易额，二位意下如何？”
孙玉琳道：“这样最好不过，委员长要求我们迅速破案，事不宜迟，我们俩这就去。”
唐、孙二人直访《大公报》，道明来意。经理李子宽吩咐手下人把记者季崇威找来。不管唐、孙二人如何软硬兼施，季崇威就是不肯吐露实情。李子宽也表示爱莫能助，唐、孙二人碰了壁，怏侠而归。
正当唐、孙二人一筹莫展时，蒋经国邀请他们出席第二天市警局会议，会同上海市警察局共同破案。会议中，接到南京总统府限令7天破案的追加电令。蒋经国当即命令金管局与警察局抽调精干人员，组成8个行动组，分赴全市237个交易所，查寻19日交易额在300万股以上的交易所。行动组很快就在237家交易所中，查出有嫌疑的22家。
8月31日下午6时，查出鸿兴证券交易所疑点最大，有大笔场外抛股的记录。鸿兴证券号是237号，来头可谓不少，其经济负责人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杜月笙的二公子杜维屏！杜月笙是上海青红帮三大亨之首，蒋介石早年曾投靠过他，为蒋介石占据上海立下过汗马功劳。行动组感到十分棘手。唐鸿烈出了个主意，认为还是请蒋督导员亲自出面，可能比较合适，众人一致赞成，并由唐、孙等人直接向蒋经国汇报。
9月1日，蒋经国笑容可掬地把杜维屏迎进了私人住所，分宾主坐定后，蒋经国与杜维屏拉了一些家常，杜维屏不明就理，忍不住问道：“经国兄今天把我找来，只是为了叙旧？”
蒋经国不露声色地道：“除了叙旧，倒还是有一事请维屏兄帮忙。”杜维屏连忙拍了拍胸部：“经国兄尽管吩咐，在上海，只要我杜维屏能办到的，一定在所不辞！”
蒋经经笑了笑，道：“维屏兄，贵交易所在19日有二笔数额巨大的股票抛售记录，不知维屏兄是否知道这事？”
“这——”杜维屏一时语塞。
“维屏兄，政府内部有人泄露币制改革秘密，有人利用这一消息进行股票黑市交易，从中获取暴利，引发股票市场大动荡，政府经济改革也难以进行，还请维屏兄助我一臂之力。”
杜维屏欲言又止，面色十分尴尬，支吾着说，“经国兄，这件事我恐怕不能帮上大忙，请原谅。”
杜维屏异常的神色和举动，自然没逃过蒋经国的眼睛。蒋经国顺水推舟地说道，“维屏兄，这事就暂搁一边，还有几位朋友想与你见见面。”接下来，唐鸿烈、孙玉琳、林崇墉和被抓奸商的女眷来到蒋经国办公室哭哭啼啼等人轮流劝告杜维屏。杜维屏实在过意不去，终于向蒋经国透露了事情的真相：19日上午，李伯勤陪同两个女人来到鸿兴交易所，以“兰记”和“淑记”两个女人的名号开户，抛出300万股永安纱厂股票。
蒋经国立刻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迅速逮捕李伯勤。李伯勤住在上海市延庆路9弄20号妹妹李国兰家，李国兰丈夫陶启明是财政部秘书。当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毛克刚派便衣人员潜伏在李家附近，李伯勤一直到晚上12点还未露面。毛克刚当机立断，命令该组干将李吉光进入李家探虚实。李吉光敲开李家的门，自我介绍道：“你是嫂子吧，我是启明兄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李国兰一听是陶启明的儿时朋友，连忙把李吉光引进屋内，热情招待。扯了一些家常后，李国兰对李吉光已没有任何戒心，气氛十分随意，李吉光道：“19日那天上午，我就要来找嫂子，想请启明兄帮忙，敲门时，家里没有人。”李国兰冲口而出，“上午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去鸿兴交易所炒股去了，你当然找不到我了，不知你有什么事需要启明帮忙，我帮你转告。”
李吉光不动声色：“想不到嫂子还炒股，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嫂子以后要多开导开导我，让我也有发财的机会，哈哈哈！”顿了顿，李吉光又故作亲切地说：“我听说股票大跌，嫂子这次肯定亏了。”
李国兰得意地说，“这你就有所不知，别人都亏，我却赚了！”说完也笑了起来。
李吉光见目的达到，把脸一变，掏出警员证件，严肃道：“对不起，你被捕了！”
李国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不是启明的朋友么？原来你是……
她吓得瘫倒在沙发上。外面的人进来，将她带走了。
随后，专案组来到湖南路343号石油公司宿舍，逮捕了杨淑瑶，带回警察局。唐鸿烈、孙玉琳亲自提审了二人。李国兰供认丈夫陶启明让她与李伯勤、杨淑瑶出面抛股。另一案犯杨淑瑶是中国石油公司南京营业所主任徐壮怀之陶启明由王云五的亲信、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介绍，两个月前进入财政部任秘书。徐百齐接到林崇墉的电话，得知陶启明泄密，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王云五。王云五立即通知警察厅长黄珍吾，逮捕陶启明。
当晚，陶启明在财政部宿舍被捕。在历时56个小时的审讯下，陶启明终于承认泄密罪，他是8月18日连夜从南京坐车返回上海，找到好友徐壮怀、袁柳安等，策划了狂抛永安纱厂股票事件。
陶启明还供出了顶头上司徐百齐以及有关人员徐壮怀、袁柳安。袁不久被捕，徐壮怀早已闻风而逃，不知所踪。随着审讯的进一步发展，这起金融泄密案也水落石出。
1948年9月15日上海公开审判了此案，李国兰被判刑10个月，杜维屏被判刑8个月，杨淑瑶被判刑7个月。1949年1月19日南京地方法院判处徐百齐、陶启明各7年徒刑。一场货币改革的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了。
财政部泄密案曾轰动全国，上自蒋介石、蒋经国等国府要员，下至宁沪若干警员，均插手此案，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大案，但此案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而草草收场。所谓的审判也是一纸空文，徐百齐的7年牢只坐了22天，陶启明不久也被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