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炳炎/文

中国古代的世家研究一直是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隋唐门阀政治逐渐瓦解以后，以帝王家族为核心的勋贵势力，以王朝兴衰为动因不断起落。伴随王朝缔造而崛起的勋贵世家，往往成为新政权倚重的力量，由于朝廷赋予勋贵世家某些选官特权，有些家族的政治影响延续上百年乃至数百年，清代八旗贵族世家在选官方面的特权和对有清政治的长久影响，就特别值得注意。自清创建始，旗人就仕途宽广，入关以后，满族主体统治地位的确立，使得满汉得官呈现一定的差异。康熙以降，旗人得官轻易属于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形迄至清末亦无改变。光绪时，“八旗仕进之途，本宽于汉员数倍，宽则循历阶资，计日可待。即如捐纳笔帖式，入赀无多，何难措办？往往年未及冠，即出当差。……而异日之保送御史，洊列京察，内则京堂，外则道府，率由此出”[1]（卷53，锡珍传）。近年来，有些著述开始关注旗人入仕的途径问题1，但与普通旗人相比，八旗世家子弟更受清廷的眷顾和倚信，清代帝王对这些家族的关注，也明显多于汉族官宦人家和普通八旗子弟。世家子弟借助特殊途径进入官场并成为清代大员的情况层出不穷，某些八旗世家家族世代任官的情形也特别突出，但未见专文梳理八旗世家子弟的入仕途径及家族任官问题1，笔者撰此文就上述问题加以讨论。

杨古利益

一、清廷倚信八旗世家以及对世家子弟培养造就的重视

清廷对八旗世家的倚信，源于对清创建勋贵的倚重。如太祖对额宜都“心知其忠诚，宠顾不少衰”[2]（卷3，额宜都）。太宗对扬古利亦“宠遇之礼殊绝”[2]（卷3，扬古利）。范文程在盛京时，朝中每议大政，太宗必问：“范某知否？”一旦范未与议，则曰：“何不与范某议之？”[2]（卷4，范文程）汉军未分旗时，归附汉人事务由佟养性总理，“额驸李永芳及明副将石廷柱、鲍承先等先后来降者，与佟氏族人皆为所属”，天聪汗谕诸汉臣曰：“尔众官如能恪遵约束，非仅敬养性，是重国体而钦法令也。”[3]（卷206，佟养性传）

顺治以后，清廷对八旗勋贵家族的重用倚信明显超过普通文臣武将。汉军世家李思忠本无过人的功勋，但“三十余年之间，凡七改官阶，三膺世爵”[2]（卷114，李思忠）。康熙时，范文程之孙浙闽总督范时崇陛见来京，圣祖赐御制诗并为作序云：“朕每念伊祖为开创宰辅，伊父忠义名臣，所以待之优重。”[3]（卷192，范时崇传）图海深受清廷器重，职兼文武，康熙八年（1669），图海以大学士兼都统，奏请辞去文职，指出“臣以一身而膺二任，才愧兼长，且非国家文、武分途之制，乞解机务，专力戎行”，但得到的旨意是：“卿才猷敏练，简任机密重地，著仍兼大学士、都统之职，不必控辞。”[4]（卷31，康熙八年九月甲辰）富宁安父子亦“蒙受圣主深恩厚泽，亘古未有”[5]（吏部尚书富宁安奏为授靖逆将军谢恩折，P1184）。鄂尔泰“受世宗非常之知，入朝后三鼓方出，语秘外莫能知”，世宗常云：“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事无巨细，“必命鄂尔泰平章以闻，以故公所到处，巡抚以下走千里拜谒，虔若天人”，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测上意……世宗升遐，召受顾命者，惟公一人”。[2（卷22，鄂尔泰）乾隆初年，讷亲任事过锐、职掌太多，曾引发朝中议论，刘统勋就上疏反映讷亲兼职太多、职任过重，应“谅其才能，酌量裁去一、二项，使其专心机务，得以无所错误”。[6]（卷3，郭刘二疏） 赵翼认为，“讷公亲当今上初年，亦最蒙眷遇”[7]（卷1，军机大臣不与外臣交接）。

清廷选用、提拔官员，非常注重被推拟人的家庭出身。范文程归附时，天命汗问询其家世，得知其为范仲淹后世孙，即向诸贝勒推荐：“此名臣后也，善遇之”[8]（卷172，范文程传），太祖征战各处，皆命参帷幄。顺治以后，清廷重视范氏子弟的破格录用和提拔。圣祖对范承谟“故首擢用之”[8]（卷187，范承谟传）。又念范承勋系盛京旧人，“父兄累朝效力”[3]（卷191，范承勋传），用为两江总督。雍正时，文程孙汉军都统范时捷，受年羹尧事件牵连被罢黜，世宗考虑到“范氏子孙竟无现居大员之人”，时捷“尚非弃才可比，是以令其管理古北口提督事务”。[3]（卷192，范时捷传）时绎在两江总督任上，以“袒护私交，纵容匪类”被加罪，本当革职，但作为世家子孙，范氏一门当时任大员的只有时捷、时绎，世宗不忍对其罢斥不用，雍正八年（1730）十一月，奉旨授时绎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后又提拔为工部尚书、汉军都统。[1]（卷15，范时绎传）

八旗世家子弟走马上任或来京陛见时，清代帝王对他们总是谆谆告诫，甚至语重心长。圣祖就曾告诫世家子弟赖塔：“尔等皆国家股肱大臣，委任封疆重务，凡事宜商榷者，移会关通，协心谋划，以副朕委任之意，勿各执己见，致有贻误，务念国事为重，用茂厥绩。”[8]（卷152，赖塔传）范承谟出任福建总督，圣祖告诫他：“闽中海氛未靖，民困已极，为天下繁剧地，惟卿廉能素著，为天下最”，希望他不负重托。[2]（卷119，范承谟传）范承勋赴任广西巡抚陛辞，圣祖亦告诫曰：“尔父兄皆曾宣力于国，尔今为巡抚，钱谷刑名，虽系职任，其最要者在洁己爱民。”[3]（卷191，范承勋传）汉军世家出身的石礼哈少年得志，临事果敢，署贵州巡抚以后，世宗就“以其年少，屡加训谕”。[3]（卷199，石礼哈传）嘉庆十年（1805），蒙古世家出身的长龄抵安徽巡抚任后上奏谢恩，嘉庆帝勉励曰：“汝才干可用，心地亦良善，惟恐自恃不容人言，又虑养尊处优，耽于逸乐，若集思广益而能决断，不近声色，每日办公，何愁不治，常守圣训毋忘，勉之。”[9]（第557册，《长文襄公自定年谱》卷1，P22）在长龄另一奏折的朱批中，嘉庆帝又告诫他：“今之大吏贪者少而疲者多，沽名者多而实心者少，汝初任封疆，不可因循贻误，实力振作有为，勉之！”[9]（第557册，《长文襄公自定年谱》卷1，P23）

清廷对八旗贵族世家子弟的造就、培养始终极为关切。康熙十六年（1677），额宜都之孙御前侍卫谟罗欢病死，圣祖即遣御前侍卫吴穆讷面谕谟罗欢之妻那拉氏，表示：“汝子皆幼，朕所悉知，当为汝家成就之。”[10]（第40册，《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一），P615）鄂尔泰之弟鄂昌，毫无历练就特恩授陕西宁夏道，鄂尔泰认为，“宁夏重地，巡道大员，臣料鄂昌仍调内用，俾在部学习，稍经事务，庶可以效力，或不致贻误也”，世宗却坚持认为：“鄂昌人甚用得，存心似正，才具尽可，再加教导、历练，不改初心，可望成人，在内学习与外任事体不同，及至外转大用时，仍须历练，岂不多费工夫岁月？”[9]（第554册，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P592）嘉庆时重臣德楞泰不仅本人“蒙恩豢养造就”，其一门父子兄弟“无不均荷陶成”。[9]（第554册，《德壮果公年谱》卷24，P620）长龄在清代官场时时得到清代帝王的耳提圣命，长龄为安徽巡抚，嘉庆帝勉励他“实心振作”。[9]（第557册，《长文襄公自定年谱》卷1，P23）调山东巡抚，嘉庆帝希望他“实心勉力，毋耽安逸，矢心清正”。[9]（第557册，《长文襄公自定年谱》卷1，P29）任陕甘总督后，又期望他“慎勿自满”。[9]（第557册，《长文襄公自定年谱》卷1，P32）清廷对八旗贵族世家子弟的着力栽培与使用，甚至让世家子弟本身也感喟得无以为报。雍正时，唐保住曾道：“圣主念奴才之先人，将奴才自幼为臣栽培，渐次用至护军统领、前锋统领之任，正愁不能报答圣主鸿恩之时，又超拔署理将军事务。”[11]（盛京将军唐保住奏请更换将军任折，P2553）

清廷对八旗世家子弟既注重全力培养，破格委用，又注意精心呵服，以保全其令名。山西巡抚噶礼为官贪婪和祸害山西早非空穴来风，圣祖对其不降反升，还用为两江总督，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两江总督噶礼参奏于准、陈鹏年克扣钱粮，圣祖提醒他注意自我保护：“尔参究访察得甚为严密，日后必受伤害，陈鹏年为张鹏翮之可信门生，现张鹏翮已去审理此案，必出他事，应多加谨慎。”[5]（两江总督噶礼奏报于准等克扣钱粮情形折，P663）甚至指出：“江南省官民奸诈，一时不注意，不防范，则即中其计。现张伯行以陈鹏年廉洁爱民，请补授正布政使，等因具折上奏，此即大证据也，尔所参每件事都可畏，当多加谨慎”。[5]（两江总督噶礼奏报粮道贾朴等侵蚀河工钱粮折， P664）对于傅恒，高宗更是刻意保全、呵服，讷亲被诛以后，清廷急于解决金川问题，傅恒以大学士经略金川，但交兵未分出胜败即命班师，高宗还夸大傅恒的功勋，说明班师原因：“经略大学士傅恒丹衷壮志，勇略宏猷，足以怀柔异类，迅奏肤功，即诸葛之七纵威蛮，汾阳之单骑见虏，何以加兹？”“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禁遏凶暴，绥缉群番，并非利其人民土地。……经略大学士傅恒乃朝中第一宣力大臣，顾因荒檄小丑久稽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即使擒获渠魁，扫荡巢穴，亦不足以赏劳。”[3]（卷144，傅恒传）

清王朝始终突出满洲的主体统治地位，并推行一系列维护旗人政治特权的措施，制定了针对八旗子弟的特殊选官制度，如官缺制度、文武不限与满员文武互转，为旗人开辟广泛的入仕门径。其中，入仕途径的特殊化，不仅给普通旗员提供了便利的入仕机会，更是八旗贵胄世家子弟步入仕途、官场通显的终南捷径。

“笔帖式为文臣储才之地，是以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12]（卷2，笔帖式）清代笔帖式出身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尚书、督抚为数众多，如图海、高其位、贝和诺、阿兰泰、温达、温福、讷亲、鄂宁、尹泰、舒赫德、和琳、惠龄、长龄、兆惠等人就出身八旗贵族世家。图海家族系满洲八大家之一，官至大学士、抚远大将军，初始就由笔帖式加员外郎。[10]（第44册，马佳氏族谱，P128-138）官至云贵总督、礼部尚书的贝和诺，亦属笔帖式出身。[3]（卷152，贝和诺传）雍正时，讷亲由笔帖式入仕升至领侍卫内大臣，用时仅八年，乾隆时，更是继鄂尔泰之后成为领班军机大臣。鄂尔泰四子云贵总督鄂宁，乾隆时初亦由举人补户部笔帖式。[1]（卷24，鄂宁传）乾隆时的兵部尚书舒赫德，系满洲世家扬古利后裔，雍正六年初亦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13]（卷22，舒赫德）蒙古世家出身的惠龄、长龄兄弟，乾隆时皆由笔帖式入直军机处，惠龄官至湖广总督[14]（卷16，P174），长龄位至大学士、军机大臣。[14]（卷15，P160）

八旗世家有些家族由笔帖式入仕的情形非常突出，据赖惠敏统计，钮祜禄氏家族由笔帖式、荫监生入仕的人数共有156位。[15]（P191）如广东按察使公元初由文生员考取笔帖式。[10]（第39册，开国佐运动功臣弘毅公家谱，P365）江苏布政使常亮初亦由亲军考取侍卫处笔帖式。特升额由笔帖式升至云南按察使。[10]（第39册，开国佐运动功臣弘毅公家谱，P791-792）兵部侍郎法良初亦由侍卫处笔帖式入仕。[10]（第39册，开国佐运动功臣弘毅公家谱，P892）又据《瓜尔佳氏家谱》载，浙闽总督怡良由刑部满档房笔帖式入仕。[10]（第36册，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P297）广东巡抚署湖广总督图萨布，初任东陵笔帖式。[10]（第36册，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P423-424）漕运总督苏成额，初为户部南档房笔帖式。[10]（第36册，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P443-445）

八旗世家公侯“既有袭替之例，以承其世职，复有荫叙之条，以厚其子孙。文武并邀，典极优厚”[8]（卷45，职官志十二）。康熙初年定“恩诏准荫者，先送国子监读书，后授官职”[8]（卷46，学校志一）。康熙十年（1671）又定荫生对品补用办法，世爵勋贵子孙，享有与文武大员子弟同等的予荫权，阿思哈尼哈番以上世爵人员子弟予荫，俱称荫生。[8]（卷46，学校志一）

“恩荫之例，一品荫五品，二品荫六品，三品荫七品，四品荫八品，公侯伯视一品，子男视三、四品。”[12]（卷5，世禄）相比进士一甲授翰林，二、三甲少数选庶吉士，多数以知县用。翰林院修撰为从六品，编修、知县属正七品。荫生进入官场的起点远高于寒窗苦读的新科进士。康熙时，云贵总督甘文焜之子甘国璧，就以父荫授河南陕州知州。[1]（卷15，甘国璧传）汉军世家出身的石文晟则由监生任平阳知府。[8]（卷196，石文晟传）柯永升由荫生候选知府，后补湖南储粮道。[8]（卷199，柯永升传）清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普通知州为从五品，知府属从四品，而道员更属正四品，以荫授四品，这对初仕官员来说，是非常少见的，但对八旗世家大员子弟来说，却绝非个例，大学士范文程、额色赫以赞襄之功，清廷就命直接擢用其子为学士，康熙元年（1662），帅颜保因父希福赞理机务勤劳素著，擢用为学士。[3]（卷151，帅颜保传）康熙时，赵良栋之子赵弘燦更是由荫生擢宁夏总兵。[1]（卷12，赵弘燦传）

八旗世家子弟由荫入仕，在官场的升转也快，有的从初入仕到跻身一、二品大员之列，时间短的只需数年，长的不过十几年。汉军世家出身的李荫祖，顺治五年（1648）由荫生授员外郎，十一年（1654）就升授直隶总督。[3]（卷194，李荫祖传）石文晟康熙三十年（1691）由监生任山西平阳知府，三十三年（1694）就升为云南巡抚[8]（卷196，石文晟传），入仕三年就升为地方封疆大吏，这种破格升用，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明安达礼之孙宪德，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荫生授理藩院主事，八年凡四迁，擢为湖北巡抚。[3]（卷186，宪德传）

选任内阁中书，也是八旗贵族世家子弟入仕的特别途径。中书原属明代内阁、中书科设官，清亦于内阁设中书，中书科设中书舍人，职掌撰拟、翻译、缮写等。内阁中书共计约二百人，绝大部分属于旗缺。中书品秩虽不高，但前程宽阔。近年，笔者在搜集清代正史、笔记、家谱等有关八旗官员的史料时发现，旗人子弟由内阁中书入仕，位至大学士、尚书、都统、布、按两司以上的官员有三十余位，大多出身八旗世家。傅腊塔初任中书，后迁御史，外任陕西布政使，康熙二十七年（1688）特授两江总督。[8]（卷145，傅腊塔传）康熙五十六年（1717），班第由官学生授内阁中书，不数年，擢内阁学士，乾隆时，官至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1]（卷19，班第传）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以后，不少世家子弟由内阁中书入直充任军机章京，后受到朝廷重用，如漕运总督阿思哈、两广总督永保、河南巡抚高杞、漕运总督毓奇等。[14]（卷15、卷16）从《枢垣记略》军机章京题名情况看，乾隆年间，以内阁中书入直充军机章京，位至地方按察使以上的多达15人[14]（卷16，P170-182），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八旗世家子弟的入仕途径并不限于笔帖式、内阁中书等，八旗官学出身的就可选为部院主事、员外郎，充任库使，参加翻译考试，充读祝官、赞礼郎等。康熙中期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外郎员缺，由该旗咨部行文国子监，于本旗官学内遴选一名咨送，由部考试翻译补用”[16]（卷41，吏部·满洲铨选）。选任库使、读祝官、赞礼郎等，满缺占的比例高，升迁机会多。

八旗世家子弟未入仕时身份各不相同，如官学生、文生员、举人、义学生、闲散，也有学习行走的役吏，这些人入仕的起点有差异，但入仕以后的升迁没有出身歧视和限制。而且旗人任用与迁转没有文武的限制，圣祖曾说：“满洲、汉军何分文武？在任办事则为文臣，出外从戎即为将士，不可与汉人比也。”[17]（第3册，P1817）生员、义学生、役吏、闲散出身的世家子弟，入仕以后的快捷迁转升授，皆一如八旗官学出身的世家子弟，如蒙古世家子弟佛尔卿额，乾隆中期初授赞礼郎，嘉庆时，官至汉军都统。[13]（卷95，佛尔卿额）大学士瑞麟，道光二十一年（1841）由文生员充学习读祝官，二十五年（1845）补赞礼郎，二十九年（1849）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四年之内就升至二品。[1]（卷46，瑞麟传）

“满人入官，以门阀进者，多自侍卫，拜唐阿始，以是闲散人员、勋旧世族一经拣选，入侍宿卫，外膺简擢，不数年，辄致显职者，比比也。”[18]（卷110，选举志）清制：三等侍卫员缺，可以五品以上世爵升用，蓝翎侍卫员缺，可以世族子弟直接引见，特旨补授，勋戚后裔则可授为一、二等侍卫，甚至散秩大臣。康熙六十一年（1722），以达尔汉辖“著有劳绩，自应令其家永受国恩”，授其孙希福散秩大臣。乾隆五十二年（1787），“奉旨，嗣后袭公爵者，著在一等侍卫上行走，袭侯爵者，著在二等侍卫上行走，袭伯爵者，著在三等侍卫上行走”[16]（卷1106，侍卫处）。御前侍卫地位尊荣，“满洲将相多由此出”，故“多以王公、胄子、勋戚，世臣充之”。[12]（卷1，侍卫）“故事：凡宿卫之臣，满洲辄除乾清门侍卫，其重以贵戚或异材，乃擢御前侍卫。”[19]（卷4，侍卫）八旗大员子弟挑补侍卫主要途径有二：其一，以荫入仕者，可补用侍卫;其二，参加五年一度的大员子弟挑补侍卫。至于世家子弟特恩补用侍卫，则随时发生，也随处可见。

清代侍卫挑补时看重身份，其内部升用也注重家庭背景，有不少领侍卫内大臣系八旗勋贵世家出身，内大臣中也有很多八旗贵族世家子弟，散秩大臣主要以特恩补授，引见对象包括爵列五等的世爵人员。[16]（卷1106，侍卫处）清廷还针对八旗勋贵的特殊功勋，赐予某些家族散秩大臣职位，并允许其子孙世袭，得此殊遇的八旗贵族世家有明安、佟国纲、李国翰、石廷柱、扬古利。1

清代世职人员不独享有世禄之宠，世爵世职资格还带给他们及其子弟做官的特权。八旗贵族世家的政治特权，突出反映为一些族姓封爵过度集中和家族任官累世不绝，世爵世职承袭不仅是维系八旗勋贵特权的重要典制，也是清代八旗贵族世家入仕和升迁的特殊途径。所谓入仕特殊途径，指的是世家子弟承袭世爵世职以后，依据清制规定，可以对品补用和特恩授官，升迁特殊途径，则反映为已入仕的世家子弟在承袭爵职以后的频繁升转或快捷升迁。

八旗世爵世职对品补用制度形成于顺治初年，清制：“公、侯、伯、子、男补副都统，轻车都尉、骑都尉补佐领、云骑尉补防御、恩骑尉补骁骑校。”[18]（卷110，职官五）康熙时，在挑选八旗护军统领、副都统、都统等大员时，圣祖屡屡强调要从公、侯、伯中推拟。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兵部奏报镶黄旗蒙古都统员缺，圣祖命“着将公、侯、伯大臣开列来看”[17]（第2册，P850）。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大臣会推正红旗蒙古都统员缺事，彭春因为“人厚重，且系世家……着即补授”[17]（第2册，P945）。同年四月，正蓝旗蒙古都统员缺，公朴尔盆因原“系大族，效力年久，其人亦优，……著补授蒙古都统”[17]（第2册，P991-992）。

充任旗下武官，是八旗世家子弟入仕最重要、最便捷的途径。天命时，牛录额真或由功臣本身兼任，或从功臣子孙、家族成员中挑选。天聪时设专管牛录，佐领世袭成为八旗武选的突出特色。顺治以后，不论是世管佐领，还是新增人丁析分新编的佐领以及公中、无根由佐领，都带有明显的家族世袭特征。世袭佐领员缺，“其子孙不论有官、无官，及年岁未满，均得与拟正陪，具题补授”。雍正四年（1726），明旨规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公中佐领员缺，“以该旗大员引见补授”。无根由佐领，“一家承管五世以上者，例作世管佐领”。[16]（卷1130，八旗都统·授官）

从征立功，是八旗世家子弟获得升用的重要机会。后金创建之际，就有很多名臣宿将起自行阵，如苏拜年十五，即“从太祖高皇帝征蒙古，有功”，后任侍卫，管佐领，擢领侍卫内大臣。[1]（卷5，苏拜传）辅政大臣鳌拜屡从征讨，并以功封二等公。[1]（卷6，鳌拜传）伊尔德以从征屡立功，后任本旗都统。[3]（卷148，伊尔德传）康熙以后，八旗仕进“不泥一辙，大臣故不判其文武，下至食饷弯弓之士，亦有文职之径”[12]（卷1，军士录用文职）。乾隆年间，阿桂“其拔擢人才，或于散僚卒伍以一、二语赏识，即登洊牍”[6]（卷2，阿文成公用人）。海兰察以索伦马甲从征，后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封一等公。[18]（卷331，海兰察传）乾嘉年间，额勒登保、德楞泰由低级武职甚至充马甲随军征战，立下不世功勋，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其家族也成为著名的八旗世家大族，为清廷所倚重。[1]（卷29，额勒登保传、德楞泰传）

整仪尉系銮仪卫属官，设额不像佐领、护军校、前锋校那样为数众多，也不如侍卫地位特殊，但选用方式与旗下武官、侍卫却有相似之处。凡满洲整仪尉员缺，“于满洲、蒙古世爵及佐领内拣选”，汉整仪尉员缺，“于汉军世职与汉军佐领并武进士及本卫掌房掌案贴房贴案内轮流拣选”。[16]（卷1108，銮仪卫·官制）八旗贵族世家子弟由整仪尉入仕、位高权重者不乏其人。和珅“宠眷罕有其伦，闻其始特銮仪卫一校尉”[19]（卷4，和珅蒙恩眷之缘）。乾隆时，满洲世家子弟、武英殿大学士明亮，初即由文生员授整仪尉。[1]（卷29，明亮传）汉军世家出身的户部尚书范宜恒，初亦补銮仪卫整仪尉。[13]（卷53，范宜恒）杭州将军舒明阿之子四川总督裕瑞，道光五年（1825）初由闲散补整仪尉。[1]（卷50，裕瑞传）

王府护卫系王公府属武官，职掌各府警卫和扈从事宜，遍设于亲郡王、贝勒、公主等府中，主要“以佐领、世爵及五品官咨补”，王府护卫主要升用府属参领、长史、司仪长。乾隆六年（1741）经奏准，“五旗王公等府属参领员缺，由王公等于属下品级相当之护卫、世爵及五、六品内拣选二人，交旗验看，引见补授”[16]（卷1133，八旗都统·授官）。八旗世家子弟由王府护卫或王公所属微员起家的不乏其人。康熙时的大学士苏纳海，初即为睿亲王之护卫。[1]（卷6，苏纳海传）李国翰三子桑额初任王府护卫，后官至云南提督。[8]（卷184，墨尔根辖传）川陕总督博霁，初亦为护卫，康熙十九年（1680），由护卫授銮仪使。[13]（卷162，博霁）江西巡抚安图之子常青，由宁良郡王府亲军充三等护卫，官至湖广、闽浙等地总督。[13]（卷86，常青）

拜唐阿系清代各衙门无品级当差人的统称，遍设于清代中央各衙署及内廷、陵寝、军营各处所，其中内廷“茶膳房、备箭处、伞上、养鹰养狗处、黏杆处差使紧要，较别项拜唐阿不同”[16]（卷160，户部·田赋）。鹰鹞处、外养狗处拜唐阿，很多出自世家名门，康熙时，内务府奏报鹰鹞、外养狗两处的拜唐阿人员，很多属于世家名臣子弟，如鹰鹞处拜唐阿人员有：总督石文晟之子席德里、总督长鼐之子永福、巡抚苏克济之子达最、领侍卫内大臣巴浑岱之子额尔格、领侍卫内大臣费扬武之子胡锡达等。[5]（内务府奏报甄别鹰鹞处栢唐阿名单，P1691-1693）外养狗处拜唐阿人员则有：都统石文彬之子傅达理、公爵费扬武之子鄂乃、大学士范文程之孙范世同等。[5]（内务府奏报外养狗处栢唐阿名单，P1693）拜唐阿主要从文武大员、八旗世家子弟中挑补合适人员以充其任。嘉庆十年（1805）就降旨：“将应挑侍卫、拜唐阿之文武大臣官员兄弟子孙名册咨送军机处”，“将在京之文职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世职官公侯伯、外省文职知府以上、武职总兵以上及新疆办事大臣之兄弟子孙内应行咨送者，俱著查明造册，咨送军机处，照例缮写清单呈览”。[16]（卷1106，侍卫处·建置）拜唐阿“如果行走勤勉，又可挑取侍卫，补放官职”。[16]（卷1149，八旗都统·公式）嘉庆十七年（1812）谕旨，“蓝翎侍卫员缺，著于各项拜唐阿、前锋、护军内挑选带领引见，不准将马甲、闲散入选，其马甲、闲散内，如有二品以上大员子弟，仍准入选”。[16]（卷558，兵部·职制）拜唐阿用为八旗武官，除选用世管佐领外，较为常见的是挑补骁骑校，乾隆五十九年（1794）定“黏竿处拜唐阿保举优者，遇有满洲、蒙古、汉军骁骑校缺，俱五缺用一”。[16]（卷1131，八旗都统·授官）清代又有拜唐阿用为六至九品虚职顶戴事例。1

八旗世家子弟由拜唐阿补授文武职，日后升至大僚者大有人在。步军统领隆科多就“自幼唯牵犬随侍而行”。[5]（步军统领隆科多奏为署理九门提督恳请圣训折， P1624）奎林初任拜唐阿，后官至汉军都统。[13]（卷292，奎林）乾嘉年间，有不少大员出身拜唐阿，如吏部尚书金简之子、官至工部尚书的缊布，乾隆时就由拜唐阿擢蓝翎侍卫入仕。[13]（卷90，缊布）大学士尹继善之子、江宁将军庆霖，乾隆时亦由拜唐阿授蓝翎侍卫。[13]（卷301，庆霖）领侍卫内大臣马尔泰，初亦由拜唐阿授内务府主事。[13]（卷284，马尔泰）大学士阿桂之子阿弥达，乾隆三十七年，由拜唐阿加恩授为蓝翎侍卫[9]（第554册，《阿文成公年谱》卷7，P775），后官至工部侍郎。[9]（第555册，《阿文成公年谱》卷30，P520）额亦都裔孙特清额，乾隆时由拜唐阿授蓝翎侍卫，后官至成都将军。[13]（卷269，特清额）

三、清代八旗贵族世家的家族任官现象

八旗贵族世家多属功勋家族，其家族成员在清初以军功名显史册，顺康以后，这些家族迅速向官宦豪门转变，其后世子孙任官多堪称典型。

额亦都是率先投靠努尔哈赤的佐命元戎，额亦都诸子或佐命太祖，或从龙入关，功绩厥伟。车尔格、图尔格、宜尔登、敖德、超哈尔、索浑、遏必隆就屡任显职。顺治以后，该家族势力不断扩大，“数世子孙繁衍至数百人”[2]卷3，额宜都）。据赖惠敏考察，从后金开创至嘉庆初，钮祜禄氏承袭世爵世职与世管佐领的就有114位，任官九品以上的人数共有257位，该家族获得世职、任官、科举和从军人数占其总人口的60%以上。[15]（P191）笔者对《弘毅公家谱》谱传人物任职作了初步统计，两百年间，额亦都本支职任三品以上的大员多达96人。这是清代普通满洲世家所难比肩的，遏必隆一房三品以上大员就有24人，而位居一、二品的大员有16人，遏必隆六子皆入仕为官。音德六子竟有五人位居一、二品大员之列。[10]（第39册，开国佐运动功臣弘毅公家谱，P736-739）

费英东

费英东为天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有兄弟十人，儿子十人，本支、旁支族众为数更多，其家族功勋巨大，清初跻身政坛的文臣武将更是大有人在。据张炳旭、单玲统计，瓜尔佳氏第七世成员，除费英东外，其弟郎格官至尚书，另外，任盛京八门总管、佐领以上官职的有6人，八世地位尊显的有图赖、索海、托辉、鳌拜、杨善、察哈尼等9人，九世有尚书、副都统4人，侍卫、佐领14人，十世任吏部尚书、副都统的有4人，任侍卫、佐领的共15人。笔者对《瓜尔佳氏谱汇》作了初步统计，瓜尔佳六大门第六代谱传男性共有20人，任官的有16人，七代43位男性，有24人为官，八代62位男性，有36位为官。[10]（第36册，瓜尔佳氏谱汇，P25-38）

金台石家族任官堪称众多。金台石孙索尔和任吏部侍郎，鄂色任内大臣，明珠任武英殿大学士，曾孙穆占任征南将军，揆叙官左都御史，元孙永绶任兵部侍郎。布尔杭武之子诸孔额为议政大臣，孙音图任吉林乌喇将军，富拉塔任刑部尚书，侄孙禅岱任吏部侍郎。《清史稿》为叶赫那拉氏杰出人物立传或作介绍的多达数十人，而明珠兄弟父子权势地位尤为显赫，明珠“在康熙二十年间专权任事，妹为贵妃，生皇长子，男尚主，弟傅腊塔节制两江，佛伦节制川陕”[20]（卷3，P191）。明珠之子成德为进士，充侍卫，扈从圣祖驾前马后，颇受恩宠，一时明珠柄政，势焰熏灼，大治园亭，宾客满门下。

哈什屯家族是清中期首屈一指的官宦世家，该家族成员在清初的战功并不突出，顺治时，哈什屯因竭力捍卫皇权，官至内大臣。其子米思翰，因全力支持圣祖撤藩平叛，受到清廷重用，官至户部尚书，其子孙由此发达，马齐“历仕两朝，居相位者几三十余年”[6]（卷9，马太傅）。马思喀任领侍卫内大臣、平北大将军。马武任领侍卫内大臣。[8]（卷185，马思喀传、马武传）李荣保追封一等公，富良任领侍卫内大臣，富兴任散秩大臣，保祝任正红旗蒙古都统，傅清官驻藏都统，傅恒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福灵安任副都统，福隆安、福长安位至部院尚书[1]（卷20，傅恒传），福康安先后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等要职，丰绅济伦亦累迁至兵部尚书。明瑞官至云贵总督。明亮历任都统、大学士等要职。

清代大学士出自一门的形形色色，如父子大学士、祖孙大学士、叔侄大学士、兄弟大学士、父子祖孙大学士等，其中阿克敦、阿桂属父子大学士，温达、温福、勒保、文庆属祖孙父子叔侄大学士。阿克敦的祖先在清创建时归附后金，职务普遍不高，阿克敦不仅“学问好”，“声名亦好”，且官至协办大学士。[3]（卷177，阿克敦传）阿桂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后入国子监并由荫生任大理寺寺丞[1]（卷26，阿桂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入值军机处，四十五年（1780）充领班军机大臣，长达20年之久。其长子阿迪斯历任户、工部侍郎，固北口提督，三子阿弥达官至工部侍郎，孙六人或充侍卫，或袭世爵，官居一、二品的则有工部侍郎、副都统那彦宝，直隶总督、工部尚书那彦成，一等公那彦柱等。[9]（第555册，《阿文成公年谱》卷34）

温达“子十一人俱登仕籍”。[8]（卷186，温达传）乾隆时，温福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定边将军等显职。[1]（卷4，温福传）其子勒保长期担任方面大员，嘉庆十六年（1811），授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勒保子孙英惪、英奎、英秀、文俊或官部院，或任地方。[1]（卷29，勒保传）勒保之弟永保，乾隆后期，历任江西、陕西等地巡抚，嘉庆时任两广总督。永保之孙文庆，道咸年间，任大学士、军机大臣、步军统领等职，其子善联亦官至福州将军。[18]（卷345，永保传）

恩格德尔一门在清代得谥的有：三等公恩格德尔，其子额尔克戴青、曾孙查克丹、七世孙文孚、八世孙琦善。[21]（卷3，一家人中得谥者）恩格德尔于国初率部属来归封公爵。其子囊努克官至内大臣，额尔克戴青仕至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任内大臣，拉尔泰任散秩大臣，阿尔泰任领侍卫内大臣。此外，又有头等侍卫色楞，内大臣、都统札克丹，头等侍卫茂奇塔特，内大臣巴特马，头等侍卫额森，散秩大臣四格。[22]（卷66，博尔济吉特氏）文孚由监生考授内阁中书，嘉道间，历任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等职。[18]（卷363，文孚传）恩格德尔七世孙成德曾任热河都统，其子琦善更是道光年间一代权臣，“久膺疆寄，为宣宗所倚重”，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琦善之子恭镗官至黑龙江将军，孙瑞洵官至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18]（卷370，琦善传）瑞澄官至湖广总督。[18]（卷471，瑞澄传）

纳延泰家族是康熙以后发迹的蒙古世家，纳延泰始祖哈达鼐于国初归附，先世数辈皆无高官显爵，雍正、乾隆年间，纳延泰曾历任理藩院尚书、八旗都统、军机大臣等职，并奉旨“抬于正白旗蒙古旗分”。其子惠龄，乾隆时历任巡抚、总督、都统、尚书诸要职。惠龄之弟长龄，乾隆以后任安徽巡抚、陕甘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9]（第557册，《长文襄公自定年谱》卷1-3）长龄子弟也不乏膺任要职者，如桂斌曾任和阗帮办大臣[18]（卷345，惠龄传），桂轮曾任杭州将军，麟兴曾任乌里雅苏台将军[18]（卷367，长龄传），桂芬官至山西归绥道。[9]（第557册，《长文襄公自定年谱》卷4，P117）

天命时，归附后金的明边关武将相继获得显爵优赏，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一些家族也日益兴隆。最早归附后金的李永芳，不仅本人擢总兵官，其九子亦均授官[1]（卷78，李永芳传），其中，洋阿任吏部承政，李率泰官大学士，刚阿泰、克德任总兵官，巴颜、呼图礼、胡拜俱授提督，克滕额任副都统。巴颜之子释迦保，康熙时亦官至八旗都统[8]卷182，李永芳传），元亮官至户部尚书。李永芳四世孙李侍尧更是“见知高宗”，乾隆时历任汉军副都统、工部侍郎、两广总督、户部尚书、八旗都统、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侍尧之弟奉尧，亦官至江南提督。[18]（卷323，李侍尧传）

入关以前的佟佳氏家族地位与李永芳不相伯仲，顺治以后，佟佳氏族大人众的优势显而易见，佟佳氏家族高官显爵者亦多，如领侍卫内大臣纳穆图、顺阿颜，内大臣佟国维、鄂伦岱，吏部尚书隆科多，兵部尚书法海，工部尚书夸岱，八旗都统佟图赖、佟国纲、六十，两广总督庆复，绥远城将军朴熙，福建将军佟国瑶等。[22]（卷20，佟佳地方佟佳氏）康熙二十七年（1688），佟国纲上疏反映：其先世原属满洲，以其祖流寓明抚顺地方，经商贸易，“比归本朝，遂与诸汉人归命者同隶汉军旗分”，并请求将家族改隶满洲旗分，但经户部核查，“舅舅国纲佐领及伊族人在汉军正蓝旗之十二佐领、在镶红旗三佐领，共壮丁八千四百三十一名，内现任文武官一百八十六员、候补官并监生一百九十五员”。[2]（卷117，佟养正）由于康熙时佟氏家族在朝中任文武职为数众多，故有“佟半朝”之称。康雍以后，佟佳氏家族成员仍活跃于清代官场上，以佟国纲一支为例，其四世孙嗣存就任散秩大臣，嗣存子舒明阿，乾嘉年间，官至杭州将军，舒明阿子裕成，位至文华殿大学士，裕宽官委散秩大臣，裕祥任头等侍卫，裕瑞官至四川总督，裕保亦任户部主事，舒明阿之孙广林，官委散秩大臣，丰林、岳林亦入仕为官。[13]（卷313，舒明阿）

旗人世家有祖孙官居一品者，又有叔侄一品、兄弟一品、三世一品、父子兄弟叔侄一品等情形，汉军世家石廷柱、范文程就属于一门数世一品的旗人显赫家族。石廷柱是李永芳、佟养正之后清初著名汉军统领，其家族地位在清创建中不断上升，石廷柱长期担任汉军都统，以功封伯爵，其兄国柱、天柱分别任工、刑二部尚书，兄弟三人子孙任要职的有：内大臣华善，都统石文英、石文昌、穆赫麟、赛因达礼、观音保，礼部尚书石文焯，两广总督石琳，湖广总督石文晟，福州将军石文炳，散秩大臣傅达理、庆德、祥泰、石礼哈，江西布政使石成峨，福建布政使沙木哈等。[22]（卷1，石国柱、石天柱、石廷柱）石廷柱不仅本人久任汉军都统，子孙数代担任都统亦成为传统。石廷柱家族任三品以下的旗下武官、部院主事、员外郎以及道府州县官的为数更多。1康熙二十七年，华善以高祖本系苏完瓜尔佳氏，疏请改入满洲旗籍，事下部议，经查核，该家族所属正白旗有五佐领，“内有现任文武官六十五员，候补官并监生五十四员”。[8]（卷196，华善传）

范文程

大学士范文程系清创建第一谋臣，其子六人皆显官，康熙时，承勋“伯兄为都统，仲兄忠贞公总督浙闽，并以贤能早岁秉节钺，上益材范氏子弟，公年二十四，以荫补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凡再转五迁，而至兵部尚书”。[13]（卷53，范承勋传）其孙范时崇康熙时官至浙闽总督、兵部尚书。[3]（卷192，范时崇传）范时捷亦任陕西巡抚、汉军都统，雍正五年（1727），时捷受年羹尧事件牵连，命革都统职，仍在侍卫上行走。后时绎亦因罪罢黜，鉴于“范氏子孙竟无现居大员之人，范时捷尚非弃才可比”，雍正八年（1730），遂以范时捷管理古北口提督事务。[3]（卷192，范时捷传）两江总督范时绎因“因循苟且，无一察吏安民、诘奸禁暴之善政”，部议本当重惩，论斩，却奉旨释放，仍授汉军副都统，雍正十年（1732），又升任工部尚书、都统。[3]（卷193，范时绎传）乾隆时，范时绶任江西巡抚、汉军都统等职。[3]（卷193，范时绶传）范时纪以荫补员外郎，后奉上谕：“范时纪以俸满送部引见，念该员为汉军世族，现在伊家并无大员，范时纪著留京以副都统用。”[3]（卷193，范时纪传）嘉庆时，范宜恒亦官至户部尚书。[13]（卷56，范建中）范建丰官吏部侍郎。[18]（卷186，部院大臣年表五上）范建中任杭州将军。[21]（卷3，世家）乾嘉年间，汉军破格用满缺者极属少见，汉军世家范文程的子孙却能享受此殊荣，如范时纪曾任满洲户部侍郎，范宜清曾任盛京工部侍郎，范建丰亦曾任满缺吏部。[13]（卷53，范时纪）

余 论

清代帝王对八旗世家子弟的任用为何“情有独钟”？在隋唐废弃九品中正选官办法、全面推行科举制度上千年以后的清代，为什么有众多的旗人贵胄不通过科考途径，却能世代得到清廷的重用和倚信呢？清代的一些旗人家族势力为什么能够世代长期居于有清权力核心呢？

首先是因为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特殊性。入关以前，太祖、太宗对国家的管理、对官员的委用虽“参汉酌金”，与明王朝的做法却又是截然有别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虽因承明制，但很多做法事实上是针对汉人的。就选官方式而论，旗人“世禄之家原不系科名为轻重”，其子孙“固不必寻章摘句，摹拟帖括，思与寒峻争径”，他们入仕、升迁甚至官场显达，“不求科举可也”[12]（卷12，P249-250）。而满汉民族之间文化上所存在的差距，清代帝王对民族汉化的心理抵拒、对汉俗的心理设防、对本族语言不厌其烦的强调和重视，也足以折射出入关以后的清廷对满、汉制度取舍有一种矛盾心态。与宋、明等王朝相比较，清王朝对前朝汉族政权制度的全盘接受可以说是大打折扣了，这不仅反映在旗人选官不重科举一途上，也体现在八旗官员文武可以互改、世爵世职资格可以带给受封人员及其子弟做官的种种特权、清王朝针对满汉民族实行特殊的官缺制度等方面。

其次，清王朝对八旗贵族家庭成员长期倚信和委以重任，也是民族情结支配使然。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初起时意在报父祖之仇，对明战胜攻取之后，常常无情地杀掠汉人，这也造成了女真族与汉族的尖锐对立，皇太极继位以后，不断调整民族关系，并确立了以满洲贵族为核心，包括蒙古、汉军军事统领在内联合专政的统治方式。顺治以后，清朝统治者虽强调满汉一体，不分彼此，但民族本位的思想、“首崇满洲”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其治国行政中，顺治帝不仅明确提出“首崇满洲”的概念，而且弥留之际还自责推行汉化，“不能仰法太祖、太宗之谟烈”，致使“国治未臻，民生未遂”。[23]（康熙朝一，卷1，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康熙帝本人的汉化程度很深，但在他看来，汉文化只能为用，满文化才是国之根本。由于害怕皇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康熙帝本人对任用倚信汉员甚至心存忧疑：“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23]（康熙朝二，卷19，顺治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受民族本位思想的主导，清廷不仅重视八旗上层子弟的录用，而且满员地位和权力往往高于同职汉员，满缺多于汉缺，满人可以补汉缺，汉人则不能补满缺，“汉官文武殊科，满官则文武互用。汉官官有常职，满官则官无定员。汉官职掌相同者，品级无异，满洲则授官定品，兼论前程”。反映在升迁方面，“汉官论俸升迁，满洲或骤跻崇阶，或数年不转”[24]（卷83，顺治十一年四月戊午）。为了维系满族的主体统治地位和满族独立性的存在，清王朝不仅在选官方面给予八旗世家子弟以种种优遇和特权，而且在教育、婚姻、法律等方面也施以特殊的制度。如重视八旗官学教育，设立世职专学，规范世职人员教育教学管理，定期考试，及时将“合格”的人员输送到清代的官员队伍中去，利用宗亲与八旗勋贵结姻，来巩固皇权，婚姻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重视门户对等和门第结亲，借助门第婚姻，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满族统治的基础。

再次，清廷对八旗贵胄世代委用倚重，也是出于对王朝创建过程中八旗功勋家族成员忠勇为清、誓死效命的一种特别回报。明清之际，风云际会，王朝鼎革，正是依靠八旗勋贵世家的四处征战，清王朝才最终入主中原、完成天下一统。自然而然，有些家族为清王朝的开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仅如此，在清初政局不稳的关键时刻，一些八旗勋贵也誓死捍卫皇权，忍辱负重，忠心不改。崇德以后，清王朝由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政权不断壮大，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原王朝。追思开创之功，清廷对八旗勋贵家族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感念之情。顺治以后，清王朝君临天下，以人数占绝对少数的满民族统治地广人众的汉族臣民，满汉语言、礼俗的差异，满族文化的落后，给清朝统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清王朝要主动融入到汉族社会中去，因承明代的制度;另一方面，清廷又不能抛弃一直视为“国本”的清语、骑射，尤其是旗人尚武的传统，要长久维持满民族对广大汉族的统治，武力不可一日废，而且以武力镇压一切反对满族统治的行为，保持民族的高压态势，也是清王朝统治的惯用方式。康熙以后，清廷重视八旗勋贵子弟的录用，重视武选的各种途径，不限制旗人的文武互改，正是适应八旗贵族选官、迁转需要的种种举措，也是清王朝尚武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参 考 文 献

[1] 《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钱仪吉：《碑传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3] 福隆安：《钦定八旗通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4] 《清圣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 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赵翼：《簷曝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鄂尔泰：《八旗通志初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9] 《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1]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

[12] 福格：《听雨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扬州：广陵书社，2007.

[14] 梁章钜：《枢垣记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 赖惠敏：《清代皇权与世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6] （光绪）《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1991.

[17] 《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

[18]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

[20] 萧奭：《永宪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 朱彭寿：《旧典备征》，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沈阳：辽沈书社，1990.

[23] 《十二朝东华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

[24] 《清世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