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4700年时，中国出现上古版三国演义，即黄帝、蚩尤、炎帝三个部落争霸，其中黄帝与蚩尤爆发涿鹿之战，史记记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问题在于，“涿鹿”所在何方？对此，史书上有两种解释：

其一，南北朝时裴骃解释为“涿鹿，山名，在涿郡”，还有很多古人持相同观点，认为在如今的张家口。任宪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认为交战地点位于今天的河北涿鹿、怀来一带。涿鹿在河北张家口，是如今的普遍看法。

其二，先秦《世本》记载“涿鹿在彭城，黄帝都之”，南北朝《舆地志》记载“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大抵征战所至都涿鹿，即位乃都有熊。”因此，涿鹿也极有可能是在江苏徐州一带。

既然存在两种解释，那么哪一种才是历史真相，或者说更符合历史逻辑呢？

《孔子家语》记载：“宰我”向孔子询问黄帝时，孔子说“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

所谓“少昊”，上古前五帝之一，东夷人的天帝，史书早已表明了少昊的身份。至于少昊被称为“西方白帝”，这是因为秦人西迁，将少昊带到了西部祭祀，导致少昊从东方天帝转变为了西方天帝。

现代考古发现，距今4000年到6000年间，东夷势力非常强大，向周围扩散范围很广，而且与史书一致的是也崇鸟，比如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

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王青教授研究指出：“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龙山文化末期，少昊氏走向衰亡，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取代。”

因此，少昊氏在东夷的存在，是有考古依据的。既然黄帝是“少昊之子”，那么无疑说明黄帝也是东夷人。

魏晋皇甫谧也有类似考证：“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少典与少昊大概是同一人，皇甫谧认为黄帝生于寿丘，在穷桑登基，后来迁徙到了曲阜。

正因史书诸多考证，都将黄帝所在指向山东一带，故而北宋真宗时在曲阜寿丘建造拥有1320间房子的景灵宫。反过来说，北宋时普遍认为黄帝在山东一带。

以上古交通条件，不太可能出现千里大远征、或千里大奔袭，比如黄帝身处陕西或山东或河南，然后千里奔袭到张家口与蚩尤作战的情况显然不太可信。以更符合常理的情况看，既然黄帝在山东曲阜一带，那么“涿鹿”理应就在与之不远的附近，而彭城相距曲阜不远。

但如果“涿鹿”在彭城，黄帝与蚩尤在彭城决战，如此蚩尤应该也在附近。对于这一点，史书与考古皆有一定依据。

比如《逸周书》记载，黄帝击败炎帝之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显然，蚩尤应该也是东夷人。

现代考古发现大汶口遗址的不少遗骸“口颊含球”，但对死者的牙齿研究却发现，死人嘴里含有的陶球不是冥器，而是生前就含在口中的物品，且应该是从小就含在嘴里。也就是说，“口颊含球”是东夷人的文化习俗之一。而史书记载蚩尤部落“食沙石子”，如此岂非“口颊含球”习俗？

因此，黄帝与蚩尤之战，应该是东夷人的“内战”，发生在如今的江苏徐州一带！

关于黄帝，还有两个疑问的猜测：

首先，礼记记载武王克商之后，“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如果这是真实历史，那么极有可能是黄帝某些后人逐渐北迁到了如今的北京一带，故而周武王封其于蓟。或许，正因黄帝后人北迁，由此出现“涿鹿”在张家口一带的传说。

其次，陕西有黄帝陵，很多史书都认为黄帝葬于陕西。但黄帝是东夷人，显然不太可能活动到陕西。其中原因，大概与秦人西迁带去“西方少昊”一样，是东夷人西迁导致的，周初曾从山东迁徙一批商奄之民到西部，或许由此将黄帝带到了陕西。

当然，如果黄帝是东夷人，还存在不少疑问，比如黄帝为何姓姬（周人、赤狄等都姓姬，说明姬姓的确产生于西部），还有周人为何推崇东夷人的黄帝？当然，未解疑问虽多，但从考古与史料来看，参与“涿鹿之战”的黄帝还是更应该为东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