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袁江梁园飞雪图轴 局部）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也就是公元948年。

这一年的北宋开封城里，有女刘氏，成了寡妇。

刘寡妇的丈夫是害了痨病，久经名医调养，不治，最终死去了。

刘氏其人，模样出众，一笑如梨花初绽，肌肤则细腻如雪，眼眸深邃如同一汪秋水，莲步轻移，真当是风情万种，虽然岁数已经很大了，但是生养得好，保养的又好，因此看上去竟如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一般。

刘氏的丈夫死了，按照乡约民俗，刘氏应该为亡夫守节，也就是一段时间内不能再嫁。

试想，如果刘氏和丈夫感情深厚，夫妻相谊，丈夫新死，刘氏作为妻子，当然会悲痛万分，只恨不能也随丈夫而去，哪里有闲情再找个男人？

但是，这刘氏的人品啊，生活作风各方面都不怎么样，一是因他丈夫有两房妻子，刘氏只是次房，二来他这丈夫久病缠身，实在是属于和刘氏疏于沟通感情，因此刘氏昔日天天是独守空房，寂寞难耐，干脆瞒着丈夫在外头找了个男人，有了私情。

丈夫在世时，她就已然是红杏出墙，不过那时她还谨小慎微，只在私下里偷偷行事，可等到丈夫死了，没人管她了，她行事便越发肆无忌惮，不再和情夫遮遮掩掩，而是完全公开化了。

您说刘氏这么胡搞，尤其又是在丈夫的丧期，她害怕不害怕？她其实不太害怕，那年代举头三尺没监控，只要没人记录，没人告发，那么一件事情就等于是没有发生过。

可是刘氏百密一疏，她彻底放飞自我了，以为没人管她了，好巧不巧，有天正在街上和情夫打情骂俏，竟然被丈夫大房的儿子王元吉给看到了。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 局部）

这丈夫的大房，五十多了，刘氏和她关系寡淡，从不亲近，也没有什么仇怨，在大房夫人来看，刘氏既是二房，那便是妾室，既是妾室，那就并非丈夫合法的妻子，丈夫已经仙游，自己又何必管那二房刘氏如何自甘下流？

大房不掺和，可是大房的儿子王元吉却有点看不过去。

因为，作为男人，他和母亲看问题的视角是有所不同的，刘氏比母亲年轻貌美，父亲生前对她多有厚爱，一应吃穿都不曾短缺过，如今父亲头七未过，灵堂未撤，刘氏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就和野男人胡搞起来，如何能不让人气愤？

于是，这个王元吉就想要到官府去告发刘氏，官府怎么处罚刘氏那无所谓，但至少不能让她的日子过舒坦了。

王元吉正要到官府去告发刘氏，可是谁知道，他母亲偶感风寒，年纪大了没抗住，竟然也谢世了。

父母双亲全都故去，王元吉是强忍悲痛，操办丧事，一时间忙的团团转，他告发刘氏的事情也就一再耽搁，抛之脑后了。

王元吉顾不上刘氏了，可刘氏却一直忌惮王元吉，生怕哪天王元吉找自己的晦气，她是越想越后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指使自己身边的一个丫鬟，跑到官府，先把王元吉给告了。

丫鬟告什么呢，丫鬟告，王元吉的母亲并非病故，而是被王元吉害死的，理由是王元吉着急从母亲手里继承家业，所以痛下杀手。

（王诜渔村小雪图卷 局部）

当时负责审理这桩案件的，是判官宋廷照。

刘氏派去诬告的丫鬟，是一直在府里做事的，她的话一说出来，有模有样，那可信度就比较高，判官宋廷照更是先入为主，直接就把王元吉给当成嫌疑人了。

宋廷照立刻拘拿王元吉前来审问，王元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自然不会招供，只是满口喊冤。

对于宋廷照来说，这事儿不太好办，丫鬟告状，虽然说的跟真的一样，可是缺乏切实有效的证据，王元吉喊冤，说自己是清白的，可你也得拿出证据来，不能说光嚷嚷青天大老爷为我做主，我就能把你给放了。

宋廷照思来想去，认为以自己的能力，恐难有定论，于是把案件移交给了另外一位判官韩昭裔。

案子一时没有结论，刘氏坐不住了，她认为是自己发力发的不到位，没能把王元吉给整治掉，所以她干脆左右活动，联系上了判官韩昭裔，花了好些个钱，重金以贿，要韩昭裔给王元吉定个死刑。

韩昭裔，史料记载不详，不过他肯定是一个严重丧失了理想和信念的官僚，圣贤书都白读了，收了钱之后他昧着良心，又把王元吉拘拿过来，这回也不审讯了，直接严刑逼供，把王元吉是吊在牢房里好一顿打啊。

用鞭子抽，用棍子重击，用烙铁烫，王元吉有时候实在疼的受不了，昏死过去，衙役立刻用冷水浇醒，接着用刑，周而复始了几个昼夜，王元吉实在是撑不住了，就此屈打成招，签字画押，承认是自己杀害了母亲。

天道昭昭，好好一个人，就这么蒙冤了。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 局部）

但是您别说，还真是天道昭昭，王元吉这头判了死刑，择日处斩，刘氏听闻后那是十分欢喜，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她情绪太过激动，引发了癔症，一口痰没涌上来，乐极生悲，竟然活活把自己给憋死了。

刘氏死有余辜，可无辜的王元吉怎能白白搭上一条性命？

好在，这开封府啊，有复审程序，死刑关系重大，不能说你一个小小判官就能全权决定，韩昭裔给王元吉下了死刑那不行，这事儿还得由府里的推官来查验一遍，而当时经手这桩案子的推官，叫做张雍。

张雍这个人，是北宋有名的儒学家，还是一位诗歌研究家，性格很正直，而奔着严谨求实的态度，张雍反复阅读卷宗，发现这案子问题很大啊，人证物证各种证据都没有，甚至就连问询对话的过程都省略了，怎么能如此武断的就把王元吉判死刑呢？

恰在此时，王元吉也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在张雍的面前是直接翻供，大呼冤枉。

案犯叫屈了，那肯定是有事儿啊，张雍不敢耽搁，拿着卷宗开始往上报，要请长官详阅详断。

开封府的这些长官们，拿到卷宗之后，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这案情实在是比较复杂，当初告状的丫鬟，大家都知道她是刘氏的亲随，不过是个委托代理人，真正的首告其实是刘氏，可是刘氏已经身亡，想要拿她问话，那也办不到了。

再说王元吉，一开始审问他，他叫屈，后来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又认了罪，最后又当堂翻供说自己是冤枉的，如此反复无常，也不知道他是真冤屈还是假冤屈。

兹事体大，长官们难以决断，生怕自己一念之间错放了坏人，更怕自己一道命令就冤杀了好人，因此张雍报上级，上级也拿不定主意，则报上上级，上上级也没头绪，没思路，干脆再往上报，如此这么上报了十几回，一桩民间案件竟然被送到了天子御前，要由宋太宗赵光义来亲决。

（宋太宗）

那么皇帝是什么意见呢？皇帝的意见是，王元吉谋杀母亲的证据严重不足，不应该判死刑，但是这事儿也未必是空穴来风，那么就免于王元吉的死刑，而改判他为徒刑。

徒刑，就是剥夺王元吉的人身自由，把他关起来，至于关多久，那还要再研究。

命是捡回来了，可是王元吉还是冤枉的，无论是关三天还是关三年，他都是含冤入狱。

就在这个时候，王元吉突然想到，一开始判官宋廷照审他的时候，并未用刑，只是例行询问，可是等到判官韩昭裔审问之时，韩昭裔仿佛和自己有仇一样，不由自己分说，那是好一顿惨无人道的殴打虐待，同为判官，两者之间何以区别如此之大？王元吉有理由怀疑，韩昭裔必然是收人贿赂，因而滥用职权要害死自己。

他把这个线索一提交出来，太宗当时就怒了，因为如果王元吉所言属实，那么就说明开封府的司法制度已经被人给践踏了，合着闹到自己办公桌上的案件不仅仅是命案，还是一桩行贿的丑闻。

可以说，王元吉的自救为案件的推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皇帝听闻之后相当生气，立刻命令大臣调查，果然查实了当时刘氏行贿韩昭裔的证据。

不仅如此，随着韩昭裔的落马，开封府里一大票官员也被起底。

（北宋都城）

原来，初审王元吉的判官宋廷照，帮助刘氏润色修改过诉状，负责查验王元吉母亲尸身的仵作陈上良明明验出了王元吉的母亲是死于疾病而并非死于凶杀，但他却闭口不言，甚至开封府里更有不少官员曾经收受过刘氏的贿赂，间接推动了给王元吉定下死刑，有些胆子小的，钱收了，忙帮不上，干脆闭口不言，明明眼见王元吉含冤却熟视无睹，沦为沉默的帮凶...

想来这事儿实在是不可思议，刘氏不过一介妇人，何以让这么多官僚士大夫们供她驱使，昧着良心也要害死王元吉呢？

真相浮出水面，宋太宗红温加破防，大手一挥，一大票官员是降职流放杀头，北宋官场结结实实的来了个大地震。

王元吉重获自由身，清洗掉了身上的冤屈，也不由得感叹一声，自己真是幸运。

假如，作者是说假如，假如判官张雍也被收买，是否冤案就无法上达天听，假如宋太宗昏庸无道，不关心小民死活，是否王元吉就无可避免牢狱之灾，甚至大半生都要在监牢度过呢？

又或者，如果不是坚毅倔强经得住折磨的王元吉能自我救助，是否这一桩冤案，将永远没有昭雪的那一天呢？

万幸，正义没有缺席。

参考资料：

《宋史·刑法志》

《宋名臣言行录·后集》

《宋史·卷三百七 ·列传第六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