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打工人又爱又恨的KPI甚嚣尘上，KPI是中文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的缩写。根据网上某百科对KPI的解释，KPI是通过对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是把企业（或团队）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目标的工具，是企业（或团队）绩效管理的基础。

每到年终岁尾，各种KPI的考核就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让人心慌意乱，让人心烦气躁，让人痛不欲生。但是，俗话说得好“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近来读书有了新的发现，就连我们的大文豪鲁迅当年也深受KPI的困扰，我辈不禁就有些释然了。

话说，当初鲁迅在北京因为卷入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被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免去了教育部佥事的职务，后来鲁迅一纸诉状告到平政院，最终胜诉，恢复了教育部佥事的职务。

但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的政治气候已经越来越恶劣，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女师大参加了“三·一八”惨案死难者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之后，鲁迅写出了那篇选进了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著名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很快，当时就有媒体披露段祺瑞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鲁迅不得不暂时搬家避难躲避风头。直到五月二日，才回到北京寓所，恢复了正常生活。此时，厦门大学向鲁迅伸出了橄榄枝。鲁迅的好友林语堂新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任教。厦门远离北京这个是非之地，邻近广东，不但自然气候温暖，政治空气也非北京可比。

何况厦门大学开出的薪酬是每月四百块大洋，如此丰厚的薪水自然让当时囊中颇为羞涩的鲁迅怦然心动，便立刻欣然前往了。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鲁迅乘火车经天津转津浦路南行，途中在上海停留了四天。九月一日晚上坐上了开往厦门的“新宁”号轮船，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于九月四日下午到达厦门。

那一年厦门大学秋季开学的时间还在九月二十日，所以到校之后鲁迅还有一段较长的闲暇时间，由于人地生疏，语言又不通，鲁迅甚至巴不得早点开学上课。厦门大学校方给鲁迅排了每周六个小时的课程。两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因为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上过，鲁迅说可以无需备课。另有两个小时的专书研究，需要备课，还有两个小时的中国文学史，则需要编写讲义。

不过刚开学，鲁迅的烦恼就来了。就在九月二十日开学的当天，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就抱怨厦门大学的学校当局：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

如此看来，厦门大学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对教师就开始实行KPI考核了，虽然当时可能还没有这个名词，但实质就是如此，算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了。

不过好在鲁迅不是钱钟书《围城》里不学无术的方鸿渐之流，虽然对厦门大学的这种KPI考核从内心深处颇为反感，倒也不怕。在这封信的后面，他继续写道：其实我只要将《古小说钩沉》拿出去，就可以作为研究教授三四年的成绩了，其余都可以置之不理。

由于种种原因，鲁迅在厦门大学只待了一个学期，便决定离开厦门大学，前往广东的中山大学任教。不管如何，厦门大学的KPI，最终没有奈鲁迅先生何。

顺便说一下，鲁迅先生《朝花夕拾》里的不少著名散文，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写于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不过这些都是文学创作，不是学术研究，应该不能计入KPI考核里吧。呵呵，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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