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清第一重臣，位列“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一手创建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天国，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危亡，被清廷封为“毅勇”侯，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追赠太傅，谥号“文正”，是“文足安邦，武能御侮”的全能型人才，《清史稿》评价其为“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曾国藩一生信仰、发扬程朱理学，增强了理学的经世之用，使理学不脱离现实、为现实服务，加强了理学的社会实践功能。梁启超评价其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后来一众历史名人如蒋介石等人，奉其为“国人精神之典范”。如果没有“天津教案”的出现，曾国藩足以“名闻千古”，成为历史完人。
但，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惹得天津乃至全国民众严重不满，纷纷“斥为谬论，坚不肯信”，甚至连曾国藩昔日好友、属下臣僚也都“责问之书日数至”。案件审结后，曾国藩更是被国人骂为卖国贼，受到猛烈谴责，“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曾国藩彻底跌落神坛，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天津教案”让其“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不得不引咎辞职,落寞离开直隶。
“天津教案”是怎么回事呢？清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多起拐骗儿童案，民众怀疑与法国天主育婴堂有关。
1870年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到教堂查问拐骗小孩案，欲带走涉案罪犯嫌疑人、教民王三，教堂法国传教士不仅隐藏罪犯，还向聚集教堂周围的群众挑衅，引起大量民众围攻教堂。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清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按照要求派兵保护教堂，但丰大业认为崇厚派兵太少，镇压不力，大为不满，带人怒气冲冲地跑到崇厚衙门，举枪朝崇厚开火，虽未击中，但气焰非常嚣张。
法国领事侮辱和枪击中国官吏的消息很快传开，同时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天气炎热、瘟疫横行大批死亡，教堂处理不当，致使病故儿童尸体暴露野外，民间传闻“神父和修女拐走孩子挖眼剖心”，几千愤怒的群众聚集街头。
丰大业大闹崇厚衙门回领事馆途中，仍然骄横嚣张，遭遇聚集民众，其秘书西蒙挥舞利剑开路，遇到天津县官刘杰时，丰大业再次开枪射击，打死刘杰随从，西蒙居然向群众开火。
忍无可忍的群众一拥而上，打死了丰大业和西蒙，烧毁了法国在三岔河口的洋楼“望海楼”，打死无恶不作的法国教士十多人，其他国籍教士和商人七人。
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国联合一起，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另一面将舰队集中至烟台和天津海口，对清政府展开战争恫吓，清政府如不接受列强的各种索求，就将天津变成焦土。
清廷惊慌失措，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接手“天津教案”后，第一步，急切地发布《谕天津市民》告示，将天津民众正当抗议行为指责不法举动，并严禁天津民众再生事端；第二步，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上呈朝廷的奏折中，为法国传教士辩解；第三步，为讨好西方列强，大肆搜捕参与“天津教案”的民众；第四步，判处相关民众死刑20人，流放25人，同时将天津知府、知县革职流放；第五步，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并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曾国藩在此案处理当中，彻底站在了侵略者的立场上，彻底与天津民众为敌，几乎没有与西方列强展开有利有节的斗争，全盘接受列强的无理要求。
久历官场、政治老道的曾国藩，为何宁肯得罪全天下人，也要完全站在洋人的立场处理“天津教案”呢？他又有哪些难言的苦衷呢？
阶级属性。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发家的曾国藩，杀人如麻，视反抗阶级压迫的贫苦民众如草芥，从来不心慈手软，世人称之为“曾剃头”。这是曾国藩的政治立场，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很自然就会将反抗的民众定性为“暴民”，对付所谓的“暴民”，曾国藩胸有成竹，有策略、有手段，信手拈来，药到病除，根本不会认真地倾听劳苦大众的心声，更不会站在民众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自我保全。自1840年鸦片战争，清廷与西方列强的战争，朝廷从来就没有打过胜仗，以道光、咸丰、慈禧为首的大清朝廷，畏惧列强如虎。中英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拿禁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开刀，将其革职查办，发配新疆伊犁效力赎罪，这是道光帝对待抗击列强官员的态度。
1857年，英法联军再次攻打广州，“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的叶名琛，率领苦心培养的民团果断还击，狠狠打击了英军，但终因寡不敌众，英军打进了广州城，叶名琛不幸被俘虏，押上英国军舰“无畏号”，送往印度。在军舰上生活了48天后，被解往印度的加尔各答，不愿受辱，绝食而亡。叶名琛的尸体被运回国时，统治者咸丰帝没有给他任何恩典，家人将其草草下葬，无比凄凉。
慈禧又是如何对待与强列作战失败官员呢？1900年，在朝廷的默许下，义和团掀起抵抗“洋”人的高潮，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为名，组建联军再次发动侵华战争。清廷连续四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战和方略，最后决定与西方开战。慈禧为表明决心，并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等五名大臣处死。“决战”两个月，北京城破，慈禧携光绪仓皇西逃，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慈禧为自保，与列强议和，为满足列强“惩办祸首”的要求，下令礼亲王载勋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一百多名参加抵抗的各级官被严处。慈禧仍不解西逃之苦，愤愤地说：“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刚毅已与慈禧西逃途中染病身亡，军机大臣、刑部上书赵舒翘，已在西安被“赐令自尽”。
一向以善于窥探人心、揣摩上意的曾国藩，自然深晓其中厉害，处理洋务，以不激怒洋人，不引发与洋人的冲突为第一要务。所以在处理教案时，不自觉地从洋人的立场出发处理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操之过急。平心而论，天津民众对法国传教士拐骗儿童、残害儿童的指控，经查证并不属实，但天津民众轻信传言，杀害外国传教士、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商人的行为，却是事实。按照中国历来“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惯例，为平息列国怒火，避免战争祸端，采取牺牲当地民众和地方官员的处理办法，也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就此而言，曾国藩的处理并无大的失当之处。
曾国藩引咎辞职后，清廷再派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较之曾国藩，李的处理结果唯一区别就在于，将20人死刑改成了16人死刑、4人缓刑，其他结果完全没变。改判4人缓刑，还是由于当时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正如李鸿章所言：“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唯有一命一抵了案”。
外国传教士常年在中国地领土上，披着“传教”的合法外衣，欺压当地民众，无恶不作，民众对“传教士”早已恨之入骨。曾国藩最大的错误，没能将“天津教案”与这些情况联系起来，没有很好地照顾民族情绪，没能顾全天津民众愤怒的心情，一味为快速平息事态，化解与列强的争端，操之过急了。
替人背锅。从最终处理结果来看，曾国藩的做法，很明显，伤害了天津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但这样的处理结果，全应怪罪曾国藩吗？
《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记载了一份朝廷发给曾国藩的谕旨，对其提出了这样的办案要求：
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
很明显，清朝政府虽然要求曾国藩既要照顾民心，又要绝对保证和平局面，但对于外国列强的军事威吓，清廷虽然嘴硬，给出“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的强硬态度，但之后又数次给曾国藩下发谕旨，要求其“斟酌情形、以保全和局”。
深知国力不济和清廷一惯做派的曾国藩，真得对外国强硬，一旦战火开启，国家会遭受何种苦难，自己会落得何种下场，可想而知。权衡再三，曾国藩也只能捡软柿子捏，做个裱糊匠，牺牲民众和地方官员，平息外国列强怒火，先过了眼前难关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