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作为冷战时期对抗苏联及其盟友的军事联盟，其对装备代号的态度差异，无疑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命名上，更深层地反映了北约在心理战和宣传战中的策略运用。在冷战时期，这种命名策略被广泛运用，以增强己方士气，同时贬低对手。

首先，北约对于自家装备的命名，往往采用具有积极意义的词汇。例如，美国的F-16战斗机被称为“战隼”，这个名字既体现了该机型的敏捷性，也传递了一种勇猛和胜利的信号。再如，英国的“挑战者”坦克，其名称中的“挑战者”二字，不仅凸显了坦克在战场上的挑战精神，也隐含着对敌方的挑衅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北约在命名中国战斗机的代号时，其态度和用词选择上的变化，反映出了对中国军事实力认知的演变以及国际政治态势的微妙变动。早期，北约对中国战斗机的命名多采用贬义或中性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对中国军事技术的轻视和误解。

例如，歼-5战斗机被赋予了"Fresco"这一代号，意为壁画，这似乎在暗示该机型如同古老的壁画一般，缺乏现代战争所需的活力和先进性。歼-6的"Farmer"则可能在暗示这种飞机的原始和落后，如同农夫的手工劳作一般，缺乏工业化的精密和效率。歼-7的"Fishbed"则给人一种脆弱和易于被发现的印象，而歼-8的"Finback"虽然是一种大型海洋生物，但在这里的使用可能意在表达其笨重和不够灵活。

然而，随着中国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北约对中国战斗机的代号开始出现转变。从歼-10开始，北约的代号开始带有更多危险感和正面评价。歼-10的"Firebird"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也暗示了该机型的高机动性和强大的战斗力。"Firebird"在西方文化中常常与力量、速度和重生相关联，这种命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歼-10的性能和潜力。

歼-11的"Firewall"则可能在暗示该机型在空战中的防御能力，如同防火墙一般，能够有效抵御敌方的攻击。歼-15的"Flying Shark"则明显带有攻击性和威胁感，鲨鱼作为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这一代号无疑提升了歼-15的战斗形象。至于歼-16的"Flanker-P"，这里的"P"可能代表"Plus"或"Pro"，意味着歼-16在原有侧卫系列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和改进，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歼-20的北约代号"Fagin"则带有较为明显的恶意。费金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中的一个反派角色，一个狡猾而邪恶的人物。将歼-20与费金联系起来，可能是北约试图通过这种命名方式来贬低歼-20的形象，暗示其具有潜在的威胁和不可预测性。这种命名策略可能是出于对中国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技术快速发展的担忧和警惕。

北约对中国战斗机代号的变化，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选择，更是对中国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变化的一种反应。随着中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不断进步，北约的命名策略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关系和战略考量。这种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军事实力提升和国际影响力扩大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