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不得不向世界敞开大门，从此“闭关锁国”一词成为历史。但这扇开放的门，也让列强的贪婪目光投向了这片古老的土地。

尽管列强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协定——互相克制，不过分侵占土地，以维护各自的利益平衡，但沙俄的野心却不止于此。俗语说，“狼吞虎咽”，正是沙俄对中国东北的贪婪写照。

1892年，沙俄交通大臣维特，清楚地看到了土地扩张的困境，于是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修建一条从莫斯科通往远东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不仅是工程的奇迹，更是战略的杰作。

正如俗话所说，“远交近攻”，通过铁路，沙俄可以迅速调动远处的兵力，对近处的敌人形成压倒性的快速反应。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极大地增强了沙俄在远东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铁路如一条巨龙，将沙俄的触角伸向了东亚的心脏。

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连接，更是战略上的布局，使得沙俄能在东亚地区快速部署军力，为其帝国主义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朝战败，沙俄趁虚而入，表面上帮助清朝赎回了辽东半岛，实则暗中策划进一步的侵略。当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沙俄立即以“防德”为名，迅速占领了战略要地旅顺。

旅顺拥有天然良港，对于渴望在太平洋拥有军事基地的沙俄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军事和地缘政治重要性。

沙俄的策略在远东区域迅速展开，铺设了一张大网，中心之一便是中东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不仅加强了沙俄对远东地区的物资和军事调动能力，更是其深入中国东北的有力工具。

正如俗语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沙俄的步步紧逼，使得清朝的防御显得愈加被动和无力。

随着铁路的建设，沙俄的军事基地逐步在东北地区扎根，其军事防线和支援点布局得更为精密，几乎将整个东北纳入其控制范围。

这种布局不仅加强了沙俄在地区的军事存在，更为其可能的军事冲突提供了战略优势。如同下棋，沙俄精心布局，步步为营，每一步都计划周详，以确保在东北的统治权。

1900年的庚子拳乱，为沙俄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军事介入机会。在这一年，沙俄部署了大量军队准备进入中国东北，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涉及多达17万的大军。

这支庞大的军力不仅仅是为了镇压拳民的起义，更多的是为了巩固和扩展其在东北的势力。

在国际与国内的压力下，沙俄的这一行动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和精心的策划。国际上，沙俄需要面对其他列强的猜疑和监视，避免引起过大的反响。

国内则需要确保这一行动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尤其是在资源和人力的投入上。

面对这种双重压力，沙俄的军事和外交策略必须两手准备，一手强调对外的军事扩张是为了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手则在国内进行宣传，以民族主义和保护边疆的名义，来稳固民心和支持。

沙俄在东北的扩张策略中，一个极为残酷的步骤是对远东原住民的系统性清除。这一政策不仅反映了沙俄对这一地区的绝对控制欲，也暴露了其深深的战略计算。

正如俗语所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沙俄虽欲稳固其东北新领地，但当地的原住民持续的抵抗活动，成了他们眼中的钉子。

沙俄对远东原住民的政策是直接而残忍的：清除那些可能反抗的力量，确保地区的绝对服从。

这种做法在1900年达到了顶峰，当时沙俄军队在庚子拳乱期间，以镇压起义为名，对东北原住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驱逐。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镇压，更是一种种族清洗的行为，目的是为了长远地消除任何潜在的抵抗。

远东原住民的悲惨命运触动了国际社会的神经。许多西方国家虽然同样在追求自己的殖民利益，但沙俄如此公然的暴行还是引发了广泛的谴责。

这些行动不仅导致了数千上万的无辜生命丧失，也在国际上形成了对沙俄政策的深刻质疑。

尽管面对国际的压力，沙俄的政策并未有太大改变，因为他们认为控制东北对其远东策略至关重要。

正如那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沙俄为了在东北的长远利益，不惜采取极端手段，确保其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权不受威胁。

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看似有效，但长远来看，却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树立了负面形象，种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