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政坛，公开将执政党的对华政策指向与“备战”一词直接挂钩，需要极大的勇气。近日，日本在野党令和新选组共同代表大石晃子便扮演了这一“吹哨人”角色，其尖锐指控如同投入静潭的石子，揭示了水面下汹涌的暗流。她指出，当前“日本政府没错，错的是中国”的舆论导向，其真实背景在于“自民党正在备战”。这一言论随即遭到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鹰之的激烈反驳与“撤回”要求，却遭到大石晃子的当场拒绝。这场公开交锋，将日本政治中一个被刻意模糊的敏感议题，赤裸裸地推至台前。

要理解这场争论的深意，必须将其置于日本战后安全战略演变的脉络中审视。长期以来，“和平宪法”第九条是日本防卫政策的基石。然而，近十余年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力等一系列操作，日本已稳步推进其“军事正常化”进程。高市早苗首相将“台海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绑定的激进言论，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这一长期趋势在特定地缘政治压力下的尖锐表达。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添拓的警告——“首相答辩相当于宣告了战争的可能性”，正是点明了此言论的危险本质：它并非普通的外交强硬，而是为潜在的军事介入进行法理与舆论的铺垫。

大石晃子的警告之所以引发震动，在于它刺破了某种一厢情愿的想象。这种“备战”姿态，建立在一个日益脆弱的现实基础之上。从军事层面看，中日军事实力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中方拥有覆盖日本全境的打击能力，而日本自身防卫存在固有短板，且与所有邻国关系陷入低谷，难以构筑有效的区域性安全合作。

大石晃子指出，日本制造业，特别是汽车、电子等支柱产业，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这种“嵌入式”依赖意味着，任何试图强行“脱钩”或对抗升级的行为，都将立即反噬日本自身的产业命脉。有分析指出，关键零部件进口若中断两个月，可能引发高达53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

日本前参议院议员系数庆子描绘的景象已是现实预演：游客减少、航班取消、酒店空置，相关行业已苦不堪言。这种民间交流的“降温”，直接而迅速地转化为地方经济与就业的压力。

正如美国雪城大学分析师玛格丽塔·埃斯特韦斯-阿贝所指出，中国拥有众多经济杠杆来施加影响，而日本在此不对称依赖中，反击手段寥寥。这种结构性脆弱，使得任何激进的军事冒险都缺乏稳固的后方支撑。

纵观历史，将自身“存亡”与远离本土的争端强行挂钩，并以此为由进行军事冒险，往往导向灾难性的结局。二战前的历史教训表明，当政治被激进民族主义与军事冒险思维绑架时，理性的经济权衡与外交智慧便会退场。今天，日本所面临的局面更为复杂：它并非处于国力上升期的挑战者，而是身处一个深度全球化、产业链相互嵌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安全威胁可能并非来自传统的战场，而是源于自我孤立、供应链断裂和经济根基的动摇。

高市早苗政府满月之际，带来的并非团结与信心，而是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虑和国内分裂。大石晃子等“吹哨人”的出现，正是这种焦虑在政治层面的折射。他们的警告核心在于：在实力对比悬殊、经济命脉受制于人的现实下，任何以“备战”为底色的对华战略，都不是一场可以谨慎操控的博弈，而是一场押上国运的危险豪赌。其代价，绝非某个政党或政权可以承担，最终将由整个日本社会来支付。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能否赢得冲突”，而是“社会能否承受通往冲突之路上的巨大消耗与撕裂”。日本是选择正视相互依存的现实与自身脆弱性，寻求理性的危机管控，还是继续沿着强化对抗的逻辑滑向不可知的深渊？这不仅关乎东亚的和平，更决定着日本自身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