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霍英东送给志愿军的货物被海盗劫持，他自己也被海盗用枪顶头，霍英东的呼吸仿佛都停滞了，生死一线，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很少有人知道，那时候的霍英东，刚在香港商界摸爬滚打十几年，好不容易靠着船运生意攒下点家底，却偏偏要趟“运输禁运物资”这趟浑水。1950年的香港，到处都是西方势力的眼线，往内地运物资是明着违法的事，港英当局的巡逻艇天天在海面转悠，稍有不慎就是船毁人亡。可霍英东偏要做，起因是他在尖沙咀码头见过的一幕——几个从内地来的商人蹲在墙角哭，说前线的战士冬天连棉衣都没有，好多人冻得连枪都握不住，连治疟疾的奎宁都断了货。“都是中国人，哪能看着同胞受罪？”那天晚上，霍英东在书房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把妻子吕燕妮叫到身边，指着地图上的航线说“我想把物资从香港运到蛇口，再转去前线”。吕燕妮当时就红了眼，抓着他的手说“太危险了，万一被抓了，咱们这个家就散了”。霍英东没说话，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是他小时候在广州的全家福，照片里的街道上还挂着“保家卫国”的标语，“我爹当年就是为了护着街坊，被乱兵打死的，现在前线的人在护着更多人，我不能躲”。那趟被劫持的货船，装的是300箱奎宁和200条卡车轮胎，全是他托了三四个朋友才弄到的紧俏货。为了避开巡逻艇，他特意选了凌晨出海，船刚开出维多利亚港没多远，就被三艘小炮艇围了上来。海盗们举着枪跳上船，把船员们都赶到甲板上，一个满脸刀疤的海盗头子走到霍英东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枪顶在他太阳穴上，“把货卸下来，再把船上的钱都交出来，不然今天就把你扔海里喂鱼”。海风裹着咸腥味刮在脸上，霍英东能感觉到枪管子的冰凉，连后背的冷汗都顺着脊梁往下流。可他没像船员们那样发抖，反而盯着海盗头子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货不能卸，这些是给前线战士治病、跑运输用的，你们抢了，冬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冻死、病死”。海盗头子愣了一下，手里的枪松了松，霍英东赶紧接着说“我身上有800块港币，还有这块劳力士手表，都是我自己的，你们拿走。但货你们得留下——你们也是中国人，总不能让外国人看咱们自己人打自己人，还看着咱们的人在前线受冻吧？”甲板上静得能听见海浪拍船的声音，几个海盗互相看了看，有人小声说“头，他说的是真的？咱们要是抢了军用品，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刀疤脸盯着霍英东看了半天，突然把枪收了起来，一脚踹在旁边一个海盗的屁股上“别愣着了，把他的钱和表拿了，货别动，咱们走”。看着海盗的船走远，霍英东腿一软，差点瘫在甲板上，船员赶紧扶着他，他却第一时间喊“快检查货物，别让他们乱翻的时候弄坏了”。等货船安全到了蛇口，接货的人看到霍英东衣领上的枪眼，还有他没来得及擦干净的冷汗，忍不住问“霍先生，你就不怕他们真开枪？”霍英东坐在码头的石阶上，掏出烟点了一根，吸了一口才说“怕啊，我当时脑子都空白了，可一想到这些药能救好几个战士，轮胎能让卡车多运几趟粮食，就觉得不能退——要是我退了，这些货就没了，前线的人就少了点希望”。那之后，霍英东又偷偷跑了十几趟运输。为了躲检查，他把物资藏在货船的夹层里，有时候还会在货物上盖一层水果箱子，假装是运水果的；遇到巡逻艇，就让船员把船往浅滩开，趁着巡逻艇不敢靠近的间隙赶紧跑。有一次，船底被礁石刮破了个洞，海水往船舱里灌，他跟着船员们一起用桶往外舀水，整整舀了三个小时，直到船靠岸，他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吕燕妮每次等他回来，都会在码头的灯底下等，看到船靠岸就赶紧跑过去，检查他有没有受伤。有次他的胳膊被海盗的刀划了个口子，他怕妻子担心，就用布条裹着，结果洗澡的时候被发现，吕燕妮抱着他的胳膊哭了半天“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们怎么办？”霍英东摸着妻子的头，声音有点哑“再跑几趟，等前线的情况好点了，我就不跑了。现在多运一点，前线的人就少受点罪，咱们的日子也能早点安稳”。后来有人问过霍英东，那几年冒险运输，到底图什么？他总是笑着说“不图什么，就图个心安。我是中国人，看着自己的国家在打仗，看着自己的同胞在受苦，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是本分”。那些被他运到前线的物资，没能让他赚一分钱，反而让他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甚至因为“通共”的嫌疑，被港英当局限制生意多年。可他从没后悔过，直到晚年，他还会拿出当年的货单，跟孩子们说“当年我运的不是货，是咱们中国人的底气——只有前线安稳了，咱们在香港才能站得住脚”。霍英东的冒险，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在那个连“帮助同胞”都要偷偷摸摸的年代，他用自己的船、自己的命，搭建起了一条“生命线”。这种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把个人安危放在家国大义之后的担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就像他当年顶着枪口才护住的物资一样，沉甸甸的，全是对国家、对同胞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