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4年，55名被俘的志愿军战士，选择独前往中立国巴西。他们放弃了回到中国大陆，放弃了和家中的亲人团聚，自去到那个遥远且陌生的新大陆。   在巴西南美烈日暴晒的农场里，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中国农夫，哪怕热得汗流浃背，也死活不肯打赤膊，旁人不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胸口和手臂上刺着的，不是什么时尚的纹样，而是1951年巨济岛战俘营里留下的终身耻辱。   为了那一身洗不掉的“反共”标语和旗帜，1954年，55名来自志愿军180师的战士，咬破手指在去往巴西的申请书上按下手印。   他们不敢回大陆怕连累高堂，也不愿去台湾当炮灰，这所谓的“第三条路”，与其说是追求自由，不如说是一场含泪的自我流放。   当货轮驶离亚洲海岸，有人依然死死攥着那只印有“劳动最光荣”的旧搪瓷缸，那是证明他曾是谁的唯一信物。   然而，1956年2月，当这群最大的32岁、最小仅19岁的汉子真正双脚踩上里约热内卢的土地时，才发现现实比骨感的承诺还要残酷。   什么“20公顷沃土”、什么“三年安家费”，甚至招募时许诺的300多亩地，落地后都化作了亚马逊雨林里深不见底的绝望。   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良田，而是哪怕几个人合抱都围不过来的原始巨木，和漫天肆虐的毒虫，由于语言不通，买块肥皂都要在那比划半天，带出来的积蓄不出三天就只能换来最廉价的口粮。   这群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硬是被生活逼回了“原始人”，没有路就用斧头劈，没有房就搭窝棚，拿出当年行军打仗的狠劲，每天要在丛林里挥汗十六个小时。   日子是用命填出来的，那个在第五次战役中挺过来的19岁小战士，最终没能扛过亚马逊的疟疾，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没舍得吃完的干粮，就这样孤零零地埋在了离爹娘几万里远的红土里。   不仅要对抗自然，还得对抗那个从未种过的庄稼，第一年开荒种下的大豆，转眼就被虫灾啃了个精光。好在他们骨子里有着中国农民特有的坚韧与变通，大豆不成改种咖啡，几年苦熬下来，终于有人不仅活了下来，甚至改写了命运。   像颇具商业头脑的程立人，从拓荒者摇身变成了拥有万亩良田的农场主；也有几户人家合伙买回了那时候极其稀罕的拖拉机，在那片荒蛮之地轰出了属于中国人的动静。   即使身体扎根在了南半球，胃和魂却永远留在了北回归线以北，每逢除夕，不管住在圣保罗郊外还是丛林深处，这群人都要聚在一起包顿饺子。   巴西买不到韭菜，他们就拿洋葱顶替；没有小麦面粉，就用当地木薯粉和面。这顿皮厚馅怪的“木薯饺子”，他们嚼在嘴里，却要把那一层层的乡愁咽进肚里。   王长林和李根生索性开了个小面馆，门前固执地挂起两盏红灯笼，这不单是招牌，更像是在这异国他乡点起的一盏灯，盼着万一哪天有个路过的同胞能看懂。   还有那户王姓人家，甚至在自家的机械厂门口贴上了“硝烟散尽山河在，赤子归根日月长”的对联，而在简陋居室的墙壁上，那一幅地图总是被摩挲得泛白，清明节朝向东方烧纸的火光，照亮的是这群游子眼里化不开的泪。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通信恢复，那些早已斑白的浪子，颤抖着寄出一封封写着“村头老槐树转”的家书等来的回复却往往是令人心碎的：当年的姑娘早已嫁作他人妇，日夜盼归的老母亲临终手里还攥着儿子的旧照，至死也没能合眼。   虽然到了2000年后，一纸文件终于为战俘正名，确认了他们并非叛徒，但这份迟到的公正，对于大多已经化作巴西黄土之下枯骨的当事人来说，已经无法亲耳听到了。    信源：中国国家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