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诸女士是一名网络女主播，播了一段时间后，公司要求她和大哥“假恋爱”索要礼物，诸女士不愿意竟被公司起诉索赔30万元违约金及1万元律师费。 2023年6月，上海的写字楼里，诸女士在《艺人主播经纪合同》上签字时，黑色水笔在HR指尖转了两圈。合同写着每月25天有效直播（每天6小时不能消极）、21条短视频，底薪9000元加礼物分成，公司负责培训运营——这是她眼里“靠才艺赚钱”的开始。 四个月后的10月例会，运营主管把手机推到她面前，屏幕上是粉丝“大哥”的私信记录。“试试叫他‘亲爱的’，让他多刷几个火箭。”主管说，公司要她加“大哥”微信，用“假恋爱”话术要礼物，甚至要直接登录她的账号代聊。 诸女士当场把手机推回去，“这不是骗钱吗？”拒绝后的日子，她的直播开始频繁被标“无效”，理由从“表情不够热情”到“背景杂音太大”，底薪迟迟不发，礼物分成也被冻结。 2024年初，法院传票寄到家里，公司起诉她“擅自停播违约”，索赔30万违约金加1万律师费。庭审时，诸女士把运营主管的聊天记录、被标“无效”的直播回放都摆了出来——“他们先让我骗人，现在倒打一耙？” 有人说合同签了就得认，主播中途停播确实违约。但《民法典》第八条早有规定，民事活动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这比具体条款更根本。 直播行业的流量焦虑正在扭曲规则，有些公司把“大哥经济”当成捷径，却忘了网络空间的信任就像玻璃——一旦用谎言敲碎，再难复原。 法院审理时明确，经纪公司要求的“假恋爱”本质是诱导性欺诈，即便合同没写禁止条款，也触碰了法律红线。因为《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说合同要双方真实意思，但当一方用违背道德的方式逼对方履行，这份“真实意思”早就变了味。 更关键的是，公司在她拒绝后用“无效直播”刁难，导致底薪停发，这不是正常管理，而是《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禁止的“滥用民事权利”——就像拿着合同当鞭子，逼对方走歪路。 最终，法院驳回了公司全部诉求。这不仅是诸女士的胜利，更给整个行业提了醒：直播间的规则，不能只由流量说了算。 现在诸女士换了家小公司直播，镜头前她不再强颜欢笑，“礼物多少不重要，至少不用昧着良心说话”。 当打赏特效炸开时，真正该被看见的，是那些没写进合同却刻在人心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