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张云逸去开会，途经交通站时，他想让站长帮忙找船，却发现花盆被摆在外面，警卫员提醒：“师长，有叛徒，我们快走吧！” 那时苏中根据地的日伪军“清乡”正像蝗虫过境，地下交通线是串联抗战星火的细弦，断不得。他要去盐城开会，粗布短褂的领口已被汗水浸出一圈白碱，这身“商贩”行头，是穿越封锁线的唯一伪装。 没人想到彭五会垮。这个曾拍着胸脯说“头可断，秘密不能烂在肚子里”的交通员，几包“三炮台”香烟、几块大洋，就把自己蛀成了筛子。 交通站站长王建高最先觉出不对。彭五汇报时眼神飘得像断线的风筝，裤兜里露出半截伪军常用的黄铜打火机——那不是他该有的东西。没等敌人踹门，老王抓起窗台上的蓝釉花盆，狠狠掼在地上。 那花盆原该摆在窗台上，盆沿和窗框齐平，是“安全”的暗语。此刻碎片溅在青石板上，像在地上砸出一行血字：快走。 船刚靠岸，歪戴帽子的伪军小队长就踏了上来。船板晃得厉害，他腰间的刺刀链哗啦响，烟味混着汗馊气，像团烂棉絮堵在嗓子眼。“良民证！”他一巴掌拍在船帮上，震得木缝里的泥灰簌簌掉。 张云逸脸上堆着笑，白牙在黝黑的脸上晃：“老总，淮安投亲的，天热得邪乎，讨碗水喝。”汗湿的良民证递过去时，指尖在船板上轻轻划了两下——那是让警卫员打开保险的暗号。 这时彭五被两个伪军押着出来了。他脸色惨白，腿软得像煮过的面条，裤裆洇开一片深色，在日头下泛着丑态的光。看见张云逸，他嘴唇哆嗦，到了嘴边的“抓住他”，突然被什么东西噎住。 “哟，这不是表弟吗？”张云逸的声音亮得像挑了个高音，“怎么跟老总们在一块儿？家里等你捎的盐呢？”伪军们愣住了，连小队长都忘了催证件。 如果那一刻彭五没有尿裤子——如果他还能挤出一丝往日的镇定，那声“抓住他”会不会撕裂空气？可贪生怕死的人，骨头早被自己啃碎了。 就在伪军们面面相觑的空档，警卫员像豹子似的扑了出去。沉闷的枪声裹在芦苇荡里，惊起的鸟群黑压压一片，扑棱棱掠过运河水面。 后来才知道，王建高没跑远。他在芦苇荡里趴了一夜，赤脚蹚过满是蚌壳的河汊，脚底割得血肉模糊，硬是跑了几十里路，带着部队端了那个据点。 张云逸让人把花盆碎片收拢时，陶片还沾着王建高的血。“留着，”他说，“以后同志看到窗台空着，就知道这里的故事。” 彭五被处决前，盯着运河水喃喃：“悔不该抽那包三炮台……”可河水不说话，只管把他的影子泡得越来越淡，像块化在水里的脏棉絮。 几天后，63岁的张云逸走进盐城会场时，短褂上还带着运河的潮气。他没提自己怎么脱险，只说：“有些东西比命金贵——比如窗台上那个花盆的位置，比如有些人宁愿光着脚跑烂路，也不踩碎心里的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