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风云突变。 可让人意外的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红旗》杂志，在这场关乎国家走向的大讨论里，却选择了一言不发。 当时的《红旗》总编辑熊复，刚上任没几天就碰上了这事儿。 他在宣传战线干了快三十年，对两个凡是那套还是有些放不下。 据说他在编辑部会议上撂下话：《红旗》要保持独立性，不卷入争论。 这话一出，底下想发声的编辑们也只能把话咽回去。 最让人看不懂的是谭震林那篇文章。 1978年下半年，这位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老革命家，专门给《红旗》写了篇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稿子。 本来想直接刊发，结果熊复非要删核心观点，气得谭震林拍了桌子：核心观点动不得！两边僵着的时候，中央发话了：不发就给《人民日报》。 熊复这才松了口，可等到文章登出来，已经是12月份，全国的讨论都快收尾了。 那段时间《红旗》的办公室气氛怕是最紧张。 7月份全国理论讨论会开得热火朝天，哲学界的大佬们为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连《人民日报》都派了专人报道，唯独《红旗》的座位空着。 编辑部有人提议写篇《重温〈实践论〉》凑个热闹，又被熊复以保持独立性顶了回去。 如此看来，这家曾经发行量高达两百四十万份的权威杂志，那会儿是真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1979年春天，二十多位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说要彻底改组《红旗》编辑部。 虽然最后没真改组，但熊复的日子明显不好过。 一本杂志的命运有时候就像人一样，关键路口的一步走错，可能就再也回不了头。 1987年底，中央宣布停办《红旗》，次年7月《求是》杂志接棒创刊。 《红旗》的退场，与其说是被时代淘汰，不如说是自己错过了转身的机会。 现在回头看，那份沉默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挣扎。 媒体这东西，说到底还是得跟着实事求是的脚步走，不然发行量再大，也会慢慢失去读者的心。 这大概就是《红旗》留给我们最实在的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