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李彧的大哥大在出租屋里响得刺耳。 对方说能给三百万拍电视剧，条件是他当导演，让他爹李保田客串二十集。 这笔钱在当时能买下半条街的房子，李彧想都没想，把房子车子都抵了，签了合同。 他没细看最后那行小字：要是他爹不去，这三百万就得他自己赔。 李保田那会儿已经是老戏骨了，从60年代文工团练基本功起，就认一个死理——剧本不行，给座金山也不演。 儿子拿着合同回家时，他正戴着老花镜改另一部戏的台词，镜片上还沾着早上喝的小米粥印子。 李彧把剧本递过去，声音都发颤：“爸，这是我当导演的机会。” 李保田翻了三页就把本子合上了，眉头皱得像团拧干的抹布：“漏洞比筛子还多，演了不是骗观众？” 李彧急了，把赔偿条款拍在桌上。 他盯着父亲布满红批注的剧本，突然想问：难道在您眼里，我的梦想就这么不值钱？ 父亲指间的烟蒂积了长长一截灰，落在褪色的剧本封面上，烫出个小小的焦痕。 “我演，”半宿后他终于开口，“但这是最后一次，别拿你的前程赌。” 剧组开机那天，张丰毅来了，本来是冲李保田的面子演男主，拿到剧本也直撇嘴。 李保田一到片场就掏出红笔，第一场跳崖戏，他把“主角无伤落地”改成“左腿骨折需拄拐”。 “人从那么高跳下来，骨头不断？这不是拍神话！”他跟编剧吵得脸红脖子粗。 李彧夹在中间，一边给投资方赔笑脸说“马上就能拍”，一边蹲在地上捡父亲扔的废稿纸，手都在抖。 最僵的是拍反派戏那天。 李保田对着镜头试了五次，突然把手里的道具刀往桌上一放：“这角色杀人跟切菜似的，动机呢？总不能是为了坏而坏吧？” 全场都停了，灯光师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 李彧喊“卡”，走到父亲身边想劝，却被他瞪了一眼：“你是导演，得对观众负责，不是对投资方负责！” 他想说“可这戏黄了我就得赔三百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转身让场务去买盒饭，故意多买了两盒李保田爱吃的酱肘子。 后期剪辑时，李保田还来掺和，嫌原剧本三十集太水，硬给剪到二十八集。 李彧管着二十多号人，每天盯着剪辑机到后半夜，眼睛里全是血丝。 投资方来视察，他指着屏幕说“进展顺利”，没提他爹改了十几处戏，也没提编剧组差点集体罢工。 张丰毅看不过去，杀青那天帮他搬机器，拍着他肩膀说：“你爹是轴，但他护着的，是你没看见的坑。” 戏拍完了，父子俩没说过一句话。 李保田走的时候，把那支红笔留在了李彧的监视器上，笔帽没盖，墨水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蓝。 李彧后来才知道，投资方中途想撤资，是他爹拿自己另一部戏的片酬填了窟窿，没让他背上那三百万的债。 接下来四年，父子俩没联系。 李彧接不到大活儿，就从拍短片助理做起，每天扛着摄像机跑片场，鞋子磨破了底就用胶带缠上。 他开始学着看剧本时带支红笔，遇到逻辑不通的地方，就想起父亲当年改戏的样子，手就忍不住发抖。 2007年冬天，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采访李保田的文章。 老爷子说：“演员的骨气不是天生的，是靠一次次拒绝烂戏挣来的，观众信你一次，你不能让他们失望。” 李彧蹲在片场角落，给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发了条短信：爸，我懂了。 十分钟后，手机震了一下，只有两个字：回家。 现在李彧当导演，剧本至少读三遍才敢接。 李保田偶尔去他片场，看完戏什么也不说，递瓶水，只道一句“及格了”。 那支红笔还在李彧的抽屉里，笔帽早就丢了，墨水也干了，但他总在改剧本时摸一摸——就像摸到父亲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机会可以等，底线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