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15日21时，在金门岛上侥幸占了便宜而获“大捷”的胡琏，再次率领“高安”号等13艘军舰、19架飞机，伞兵500余名，与其属下的柯远芬中将、十九军中将军长陆静澄、少将参谋长萧锐、第四舰队司令黄震白少将等共计13000余人，向我仅驻守有1200余人公安团的东山岛进犯。 胡琏能在国民党军界站稳脚跟，靠的从不是真本事，而是每次都能踩中“运气”的投机。这位陕西华州的农家子弟，早年投军时连枪都握不稳，却凭着对蒋介石的绝对服从和战场保命的本能，一路混到兵团司令。 1949年金门一战，他本是被逼到绝境的被动防守，偏偏遇上解放军渡海船只被潮水困住，硬生生捡了场“胜利”就被台湾当局吹成“反攻英雄。 这场虚名让他彻底迷失，总觉得自己能创造奇迹，压根没把1200人的公安团放在眼里。他更没多想，解放军从不打无准备之仗，而他引以为傲的“优势”在民心向背面前不堪一击。 守岛的福建军区公安第80团，虽兵力悬殊，却藏着一群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硬骨头。团长游梅耀16岁参加红军，长征路上爬过雪山草地，抗日战场上拼过刺刀，解放战争中又屡立战功，身上三处枪伤都是勋章。 接手东山岛防务后，他没一天敢松懈，带着战士们把全岛的山头、沟壑都修成了明暗交织的工事，就连滩涂里都埋满了竹签和地雷。他知道胡琏善用伞兵突袭，特意在八尺门渡口布置了三道火力网，还跟县委书记约定了军民联防的信号——一旦枪响，百姓就是后备力量。 那些日子，东山岛的渔民放下渔网就加入巡逻队，村民们扛着锄头挖堑壕，就连老人都主动帮忙收集废铁、制作简易武器，1200人的部队，背后是全岛数万百姓拧成的一股绳。 1953年7月16日拂晓，海面上的雾气还没散，国民党军的炮火就炸响了。21辆水陆坦克像疯牛一样冲向滩头，登陆部队紧随其后，喊杀声隔着海面都能听清。胡琏站在“高安”号指挥舰上，拿着望远镜盯着阵地，认定不出三小时就能拿下全岛。 可他没料到，第一道滩头防线就给了他当头一棒——坦克陷在淤泥里动弹不得，步兵一上岸就遭到工事里的密集射击，死伤一片，剩下的人只能蜷缩在滩涂里不敢抬头。 更让胡琏崩溃的是伞兵部队的溃败。500名伞兵本想突袭八尺门渡口，切断守岛部队退路，可运输机刚进入东山岛上空，就被我军高射机枪扫射。有的伞兵刚跳出机舱就被击中，有的落在海里活活淹死，侥幸着陆的也被民兵和水兵连分割包围。 后林村的民兵队长陈阿溪，带着三个小伙子躲在榕树后，用土枪硬是俘虏了12名伞兵。那些穿着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士兵，连基本的协同作战都不会，有的还在找长官时，就被村民用扁担缴了械。 核心阵地200高地的战斗，打到了白热化。公安80团1营2连的战士们，在连长李庆福的带领下，依托堑壕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用石头砸；手榴弹投完了，就把迫击炮弹拧掉保险帽滚向敌人。 战士吴水和左腿被炮弹炸断，仍趴在机枪位上持续射击，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样的牺牲在阵地上随处可见，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心里都清楚，身后是祖国的领土，是百姓的家园，退无可退。 这场战斗里，让人想起另一个同样带着信仰印记的身影。1950年，我军在甘肃逮捕了一名女匪首，押进团部时，战士们发现她袖口的补丁里缝着半块褪色的红布条。 这个女人叫吴珍子，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排长，14年前在战斗中与部队失散，辗转沦为匪首。那块红布条，是她当年的红军标识，即便误入歧途，也始终没舍得丢弃。 就像东山岛阵地上的战士们，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心中的信仰从未动摇。吴珍子的经历让人惋惜，但也从侧面印证了，真正的信仰能让人在绝境中坚守，而背离信仰的人，终究会走向末路。 胡琏以为炸毁九龙江大桥就能阻止援军，可他低估了人民支援前线的决心。31军272团接令后轻装疾进，沿途百姓纷纷让出车辆，货车司机当场卸下货物，拖拉机、自行车甚至牛车都加入了增援队伍。 护桥部队仅用两小时就抢修出便桥，让援军顺利通过。16日上午9时，援军抵达八尺门，与守岛部队会合后立刻发起反击，仅两小时就端掉了敌伞兵指挥所。 随着后续增援部队陆续登岛，战场形势彻底逆转。胡琏看着军用地图上不断缩小的控制区域，听着电台里传来的败报，终于意识到大势已去。17日傍晚，他仓促下令撤退，可此时解放军早已形成合围。 撤退途中，国民党军被击沉3艘登陆艇、击落2架飞机，3379名士兵葬身东山岛，大批武器装备成了战利品。胡琏带着残部仓皇逃窜，从此再也不敢提“反攻大陆”的大话。 东山岛战役的胜利，从来不是兵力的胜利，而是信仰与民心的胜利。就像吴珍子缝在补丁里的红布条，战士们心中的信仰从未褪色，百姓们的支持从未动摇。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妄图分裂国家的图谋，不管背后有多少势力支持、有多少武器装备加持，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而那些坚守信仰捍卫正义的人，终将被历史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