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问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现在编写全国中小学教材的有多少人？”叶圣陶回答：“30多个。”毛主席听了十分惊讶：“这么重要的事，30多个人可不多啊！扩充到300人都不多！” 1953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一份来自教育部的请示报告放在了毛主席面前。他逐字看完，抬头问叶圣陶：“现在编教材的人有多少？” 叶圣陶答：“能动笔的大约30人。” 毛主席放下报告，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重视：“这么重要的工作，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 这话里的分量，当时在场的人都懂——那本小小的课本，装着的是百废待兴的国家最迫切的期盼。 新中国刚成立那时，中央就定了调：教科书这东西影响国计民生，必须国家来办。 1950年底，出版总署和教育部一起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当首任社长，专门负责全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 可困难摆在眼前，那时候全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掰着指头都能数过来，工厂要技术人才，军队要军事专家，科研院所要研究员，各条战线都在抢人。 人教社里，真正能挑大梁编教材的，满打满算就30来号人，要撑起全国几千万中小学生的课本需求，根本不够用。 毛主席听完汇报没多犹豫，直接拍板：“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 他特意让中央组织部牵头，从全国范围内调人。 消息传下去，各地的文教干部、知名学者都动了起来，一批又一批人奉调进京，挤进了人教社的办公室。 短短一两年时间，编写队伍就扩充到150多人，全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牵头的是叶圣陶，这位文坛大家放下了自己的创作，一门心思琢磨怎么让课本里的字更适合孩子读。 数学请来了华罗庚，这位在国际上都有名望的数学家，放下手头的高深研究，一头扎进中小学数学公式的梳理里，就为了让孩子们能学懂弄通。 语文有吕叔湘，这位语言学家逐字逐句打磨课文，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英语找了许国璋，物理请了严济慈，地理来了竺可桢，这些平时在大学讲堂上、在科研实验室里的名家，全都成了课本背后的“编书人”。 1956年，新中国第一套完全新编的中小学教科书终于印出来了，翻开书页，字里行间都是顶尖智慧的沉淀。 毛主席对教育的这份看重，早早就刻在他的骨子里。 1936年在陕北，他跟美国记者斯诺聊天，说起自己年轻时候报考师范学校的经历，笑着说：“那时候差不多认定，自己最适合的就是教书。” 他一辈子都没放下过学习，哪怕成了国家领导人，照样挤时间学新知识。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让外事秘书林克教自己学英语，兴致高的时候，天还没亮就把林克叫到寝室里上课。 跟客人聊天时，他还挺得意地说：“每天都要挤时间学，现在已经能读《纽约时报》了。” 对教过自己的老师，他更是一辈子敬重。 1937年红军刚到延安，条件艰苦得很，他专门给师范老师徐特立办了六十岁寿宴；1947年胡宗南大军压境，延安形势危急，他又给徐特立过了七十大寿。 新中国成立后，听说当年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去世了，师母戴常贞生活困难，他马上寄钱寄物。 后来干脆派人把师母接到北京住了两个多月，之后一直承担着师母的生活费，直到老人去世。 把时间拉远了看，1953年那场人才大集结，根本不是一次简单的编书任务，是把教育当成了国家翻身的根本来抓。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主席就写文章说过：国家要图强，最根本的就是抓教育。 建国初期那么缺人才，他偏偏要把最顶尖的学者调到中小学教材编写队伍里，就是认准了一个理——基础教育是所有事业的根，根扎得稳，国家才能长得高。 那种“国家统筹+名家领衔”的模式，放到今天看都充满智慧，既保证了课本里的知识够权威，又让顶尖的智慧真正下沉到每个孩子身上。 那些名家编出来的课本，不光教给了几代人知识，更悄悄种下了“知识能强国”的种子，这才是最宝贵的遗产。 有国外学者说：“毛主席对教育的关注，在大政治家里都独树一帜。” 他从来不是把教育当成一项普通工作，而是把它当成了治国安邦的大计。 从年轻时候想当老师，到后来把整个中国变成一所“大学校”，他这一辈子，都在践行“教育兴邦”这四个字。 教育是国之大计，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把顶尖智慧留给孩子，把国家未来装在心里的实在行动。 【评论区聊聊】你当年用过的课本里，有没有哪篇课文至今让你难忘？ （信源：“毛泽东亲自集结最顶尖学者编教材”上热搜，小小课本背后是国家的深深关切——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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