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铁道部的人扛着铁锹站在北京西郊的坟前，准备把詹天佑的墓挪到青龙桥火车站去。 秋阳晒得坟头的草叶子发脆，风里飘着老槐树的涩味儿。 谁也没料到，铁锹刚扒开棺木边的湿土，就见黑黢黢的水从棺缝里渗出来，顺着泥沟往下淌。 在场的人手里的家伙都停了，你看我我看你，脚底下像生了根似的。 好好的棺木怎么会流黑水？ 有人赶紧喊来老专家，那老头蹲下去用树枝挑了点水，又扒拉扒拉棺木周围的土坷垃。 “傻小子们，这是老木头受潮了。” 他指着棺盖缝，“埋了六十多年，雨水渗进去跟棺材板的木屑混一块儿，可不就成了黑水？”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拿粗布把水擦干净，小心翼翼地把棺木抬上了卡车。 要说詹天佑，那可是咱中国铁路的老祖宗。 12岁那年，他爹咬着牙在生死状上画了押，把他送进了留美幼童班。 那会儿清朝的官老爷觉得洋玩意儿邪门，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见了火车，眼睛都直了——轰隆隆的铁家伙冒着白汽跑起来，比马还快，他当下就拍板：学土木工程，修铁路！ 20岁回国，本想大干一场，结果清政府让他去广州教英语，一教就是好几年。 媳妇谭菊珍是他发小，知道他心里憋屈，提着包袱就嫁过来了。 跟着他从广州到天津，从关外到关内，八个孩子出生在八个地方，行李箱里总装着半箱药——他有肺病，忙起来就咳得直不起腰。 47岁那年，机会总算来了。 北京到张家口要修铁路，外国工程师来看了看八达岭的悬崖，撇撇嘴走了：“这活儿没法干。” 清政府没辙，想起了詹天佑。 他到了工地，先把留洋时穿的西装收进箱子，换上粗布短褂，跟工人同吃同住。 白天攀着崖壁测地形，手里的水平仪磨破了手心；晚上蹲在油灯下画图，蚊子嗡嗡叫也顾不上拍。 最绝的是八达岭那道陡坡，火车头根本拉不上去，他盯着山势琢磨了三天，在图纸上画了个“人”字——让火车先顺着山腰往南开，到了拐角倒过来头，再往北拉，硬生生把坡度降了一半。 1909年10月，第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到张家口，比原计划早了两年，站台上的人扔帽子欢呼，詹天佑却咳着嗽摆手：“别叫我总工程师，我就是个修铁路的。” 后来他当上了铁道部技监，照样带着学生跑工地，临终前还攥着京张铁路的图纸，说“还得再修两条支线”。 1919年他走的时候，才58岁，葬在了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 铁道部的人说，青龙桥是他修的第一条干线，让他在那儿听着火车响，最合适。 迁坟那天，卡车路过青龙桥火车站，正赶上一列绿皮火车进站，汽笛长鸣，像是在跟老祖宗打招呼。 新墓就修在车站旁边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詹天佑之墓”，底下加了行小字：中国铁路之父。 如今你去青龙桥，还能看见他的铜像站在月台上，戴着圆眼镜，手里捏着图纸，望着远处的长城。 火车从“人”字形铁路上开过时，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像是他当年带着工人打桩的号子。 那棺木里渗出来的黑水，后来有人说，那是老木头在跟土地告别呢——毕竟在这片土里埋了六十多年，早就成了一家人。 其实哪儿有什么玄乎的，不过是岁月在棺木上结的一层痂，就像他手上那些修铁路磨出来的茧子，看着粗糙，摸着却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