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老板有意让我帮他管理工厂，就是除了股东之外的最高层，有的厂叫厂长，有的厂叫总监，还画饼工资三五万也不是开不起……我琢磨了三天答应下来，毕竟这个位置确实难得，就算工资暂时没到位，能掌握全厂的管理权也值得试试。交接那天，前任厂长没多废话，只把一沓报表和一串钥匙拍在我办公桌上，说车间里的机器一半是凑活用的，工人一半是混日子的，让我好自为之。我当天就扎进车间，从第一道工序查到最后一道，果然发现不少问题：三号生产线的传送带时好时坏，包装车间的工人经常扎堆聊天，仓库里的原材料堆放得乱七八糟，甚至有几批货因为台账混乱找不到去向。 下午三点的阳光斜着进办公室，老板把烟头摁灭在满是茶渍的缸子里。 “厂里缺个负责人，”他盯着我，“除了股东，你最大，叫厂长叫总监都行。” 我没接话，手指在膝盖上掐出红印——上个月刚听说前任厂长跟他拍了桌子，据说卷铺盖时连工作服都没带走。 “工资嘛，三五万，”他忽然笑了，“又不是开不起。” 这句话像根针，扎破了我三天来的犹豫。 我点了头，没提前任的事，只说“我试试”。 交接那天是周五，前任厂长穿件黑夹克，拉链拉到顶。 他没坐，直接把一沓报表和串钥匙拍在我新办公桌的玻璃上——“啪”一声，钥匙上挂着的金属厂牌晃得人眼晕。 “车间里的机器，一半是凑活用的；工人，一半是混日子的。”他声音没起伏，眼睛瞟着窗外，“好自为之。” 说完转身就走，黑夹克的影子在门框上顿了顿，消失了。 我捏着那串钥匙，金属冰凉，比我想象的沉。 报表最上面那张是上个月的生产记录，红笔圈着几个负数，旁边写着“待查”，字迹潦草得像要飞起来。 当天下午四点，我没在办公室待着。 先去了第一道工序的车间，空气里全是机油味，混着汗味。 三号生产线最吵，传送带“咯噔咯噔”响，走三步停一下，像个喘气的老头。 我蹲下去看，传送带边缘磨出一圈毛刺，黑橡胶翻着白边，摸上去扎手。 “上午刚修过，下午又这样。”旁边一个戴蓝帽子的师傅蹲下来，他工装上的油渍发黑，“前厂长说‘凑活到月底再说’，这都月中了。” 他没抬头，手里拧着扳手，螺丝“哐当”掉在地上。 我没说话，往包装车间走。 靠窗那几个工位最热闹，三个女工凑一起说话，手里的胶带卷在桌子上滚来滚去，包装好的箱子歪歪扭扭堆着，有的连封口都没粘牢。 她们看见我，声音突然停了，其中一个把胶带往怀里一抱，眼神往别处飘。 我绕过去看她们的台账，本子上的数字歪歪扭扭，昨天的记录只写了个“上午：120”，下午那栏空着。 “下午没干活？”我问。 抱胶带的女工脸涨红了：“机器坏了两小时，没法包……” “哪台机器？” 她没接话，另一个戴眼镜的小声说：“是……是贴标签的机器，没人修。” 最后去仓库，铁门推开时“吱呀”响，灰尘在从窗户进来的光束里飞。 原材料堆得乱七八糟，纸箱上的标签有的被踩烂，有的被水浸湿，字迹模糊。 我翻了翻墙角的入库记录，最近一批不锈钢板是上周三到的，可记录上只写了“数量：？”，后面画了个问号。 “这批板呢？”我问仓库管理员，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他推了推眼镜，翻着手里的本子：“不知道啊，前厂长说‘先放着，晚点盘’，这都一周了。” 我想起前任厂长拍在桌上的报表，红笔圈着的负数，“待查”两个字。 走出仓库时，天开始暗了，车间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惨白的光打在机器上，冷冰冰的。 我摸出手机，给之前认识的设备维修师傅打电话，他说“明天上午能到”，我让他务必早点。 回到办公室，钥匙还在桌上，旁边的报表被风吹得翻页，最底下那张露出半行字：“客户投诉：5件产品尺寸偏差——原因：未知”。 那些找不到去向的货，是真的丢了，还是有人做了手脚？ 前任厂长说“工人混日子”，可那个修机器的蓝帽子师傅，扳手拧得比谁都紧；包装车间的女工，被问时脸会红——或许不是混日子，是没人告诉她们该怎么干，或者干了也没人管？ 机器凑活用，因为没人安排定期维护；台账混乱，因为没人盯着记录——这些问题像一张网，缠在工厂的每个角落。 短期看，我得先把这张网解开，哪怕只是解开一个结。 长期呢？如果连传送带都修不好，连工人每天干了多少活都不知道，三五万的工资，老板的“又不是开不起”，恐怕只是说说而已。 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明天等维修师傅来了，先把三号生产线的传送带弄好——机器转起来了，工人才有活儿干；活儿干明白了，台账才可能清楚。 我拿起桌上的钥匙，重新捏紧，金属的冰凉从手心传到胳膊。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只有车间的灯还亮着，像一片不会熄灭的星星。 好自为之。 前任厂长的声音好像又响起来了。 我对着空办公室笑了笑，把钥匙串挂在裤腰上，金属厂牌撞在皮带上，“叮”一声轻响。 行，那就试试